为了一窥白马近几年「没有」的生活样貌，我们窝在台风擦边的深夜咖啡馆sugar man 里与言叔夏展开了夜的漫谈。
《编排的过程使她想起录音带的ab 面，并惊奇的发现原来四散的文章们竟可以互相敲出响音，于是「地平线」、「某城的影子」、「天黑以前」三辑就这样应运而生。
这本书多半写在*阶段。言叔夏说，所谓*，其实也蛮迟，是刚离开学校或在学校的后半时期。身为一个以文学为职业的人，常不免自问生存这件事的意义。「像你离开学校之后，忽然被放到一个街道上，*你到处寻找关于生存的地平线。你不断逼近，地平线却会无限往后延，其实你根本找不到远方所指涉的是什么，只是一直悬宕着。」这个体悟与她生命经验里不断流转在许多地方隐隐互映，从高雄到花莲、台北再到台中，总觉得自己搭着某路公车，到了某地下车，却漫无目的走着，不断在寻找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怀抱小小的愿望走着，还期待有什么会从地平线那端浮上来，可是却始终没有。
这几年蔡明亮或其他导演的*，对她而言像远方的梦境。影像与光投射在无法触摸的彼端，把光源拿掉，它就消失，可是你就是知道它在那里，「那可能是一种生存的情境吧。」她幽幽的说，〈某城〉那篇其实是写台北，但「某城的影子」这辑里面却像是重叠了几个城市，「我常觉得住过的地方会重叠着上个地方，或另外城市的叠影。比如初到台中从一辆公车换过一辆，像接着水管不断转换。」没有任何亲友在台中的她，常在下车后迷失方位。像梦一样，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让空间的影子在她脑海彼此重叠，外溢部分轮廓，便成为城的影子。
言叔夏的老家在高雄某个偏僻地方，每次返乡都进入一个凝固时间。她谈起儿时常跟*去一座满是乱葬冈的小矮山散步，山路两侧树枝悬挂着猫*，「那是个很魔幻写实的地方，我们在墓园里游戏和画画，画的对象竟然是坟墓。」在言叔夏的记忆里，这片奇怪的墓园反而成为社区人们交谊的公共场所，他们野餐、唱歌，甚至有欧巴桑骑摩托车噗噗上山，在林荫下卖着饮料和茶叶蛋。总之，它是居民日常散步的地方。她曾在天快黑的时候，听*说：「妳听，有山猫的叫声。」压根没见过山猫的她却感觉天空阴翳下来。「天黑以前」写的就是那种天色将暗而未暗的交接边界，那样的时刻，总有某些东西会跑出来。
这几年，言叔夏离开长期足不出户的地洞生活，像被被抛到一个空旷的白日里到处寻找生活*本不存在的目标。她感觉到这短暂的四、五年里，发生许多改变；*时期，周围的人都还相信某些事，可是一切像泡泡，啵一声就不见了。这本书关注的是某种生活的剩余，是幻灭之后长出来的事物。相较于《「我觉得那个声线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扁平老去的感觉，你不再像以前一样踮着脚尖在生活上，这边踩一下、那边踩一下；而是在一条可能没有道路的荒野中尝试走出路来。」在什么都找不到的地方，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无处可归的鬼魂。这也许和她北上兼课的时差生活关系紧密。
习惯夜行的言叔夏，从台中搭上凌晨五点通勤的客运赶早上八点的台北课堂；惯性晚睡的她索性放弃睡眠，随着一车脸上充满亡命感的乘客，前往这个刚苏醒的城市。拖着年过三十的身体走在白日的曝晒下，总像有什么要现形。这时她会仰赖城市厕所里附设的化妆间，像少女们鱼贯而入，缝回自己的脸、披上人皮再若无其事走出去，假装跟大家走在相同的时间轴。「你在白日的工作场合没有人知道有一百多公里的黑夜藏在你的背上。」这本书所表述的，其实是某种承受跟面对。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形式，是这个形式变化而影响她文字的感觉。她说在《白马》时期，可能还有「意志」在维系着写作；对处理的题材或经验怀抱着激烈的情感，写亲情或人之间的关系，都还可以抽出非常抽象的东西，写作生活也相对完整，可以一直待在地洞里。但这几年的她却被生活压辗，「我是被生活辗得粉碎之后，尝试把这些粉碎的锯齿边缘拼成像押花一样的形状。」它跟《白马》时期的破碎不一样，那种自由而完整的梦到了这里，就被大量的境遇推着走。「生活像一条河，不断流到哪里，你只是在某处搁浅。」生活状态不断改变，而你无法控制。
即便人没办法在时间里拒绝被磨损，但言叔夏认为从事写作或艺术工作的人，拥有某种技艺。生活的陷阱于他们而言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地道，通过这个地道可能看见你以为已经逝去的某些人事物。有些失去的东西，会忽然在书写的某些时刻、地平线彼端浮上来，「失去这件事，可能只是生活在这个次元空间的我们所以为的幻象。」对她而言，这种时间必然的消亡有点像《
某次前往苏格兰发表论文的长途飞行经验，则使她感觉时间像*，密闭的机舱，模糊了实际的时间。从格拉斯哥移动到爱丁堡的巴士旅途中，言叔夏看着国道两旁无限延伸的*地，却突然想起在*不曾想起的、已经不在世界上的大学同学。生活的植被很快覆没我们日常所面临的死亡，但唯有到达远方想起某张脸孔的瞬间，她想，「也许他其实是在我所在的那个生活里死去，却在这么远的地方里活下来了也说不定。」她总觉得所有消解的人，或者不再存在的东西，或许都在永远触摸不到的地平线彼端活着。
*后谈到本书收录的短篇小说〈妻子的猫〉，这篇小说以全然的男性视角叙事，这样的选择源自当初写这个故事时，言叔夏的猫正重病命危，她无法太贴近现实直接将自己投射到第一人称去叙述；所以她成为一个说着他人故事的人：「我只能用别人的叙述去做这件事，在猫要离去的时候，我告诉他，下辈子如果遇到你，我会认出你。」她一直相信，生命的死亡并不是终点，它其实是用别的方式，变成另一种东西再回来。
她认为散文跟小说作者面向世界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其实不太有企图写小说，它其实是生活里有一些面向导致你只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一个作品或产物的结果。」当初在写某些文章的时候，她并不自觉在写散文，反而怀抱一种模糊的小说意识落笔，用小说的语言节奏叙述，但不晓得为什么*后就写成了「我」。她说：「也许它像是河道，流来流去，总有一些支流相通，但在两个不同河道能做的事情，也许不太一样。」就像韩丽珠在评论里写到她文章里那种「之间」的风格，便是如此。
回顾《白马走过天亮》与《没有的生活》，言叔夏说自己有点厌倦不停用「我」来说话，她希望之后的创作能把「我」相对擦淡一点，尽量把「我」慢慢转换成影子或其他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