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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邱庄的起步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的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串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迅速裂变、扩张，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达一个顶峰，村庄的经济也迅速提升。
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然而在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
强人禹作敏离场后，集体经济、福利制度等禹作敏留下的遗产逐渐被后来的大邱庄人抛弃，曾经的“天下第一庄”之名，如今打着“中国焊管第一乡”的名号对外宣传。
但在钢铁产能过剩、利润微薄的大背景下，这个中国最大的焊管加工基地也遭遇了产业困局，凸显中国钢铁行业在转型升级中所面临的压力。
2014年，时任大邱庄镇镇长孔繁明总结说，目前燃煤、酸洗等工艺的高耗能、高污染尚未彻底治理，企业创新能力及技术投入资金不足。尤其来自金融部门对钢铁行业的限贷、抽贷，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小影响。
与禹作敏时代不同，转型之后的大邱庄显得十分低调。2014年以后，媒体甚少报道有关大邱庄的发展近况。
某年8月，大学生李文星疑似陷入传销组织而非自然死亡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由此牵出了隐匿于天津市静海区的多个传销窝点。直到这时不少网友才注意到，原来同处于这里的大邱庄已经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
是什么造成了明星村庄的陨落？
曾经受万人瞩目的明星村，从历史的长河中走来，绽放了光彩又归于平庸，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不少富村的崛起都是源于一个能人，其村办企业、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都高度依赖这个能人。
对于大邱庄来说，禹作敏将这里一手打造成了钢铁之都。但在企业发展初期，能人经济决策层次单一、能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运行要求，加上类似禹作敏这样对市场具有特殊超强嗅觉的“超级能人”，具有快速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因此，大邱庄才得以发展壮大。不过即便是禹作敏这样的“超级能人”也有犯错的时候，禹作敏最终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等5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能人的生老病死等，能人经济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实际上，昔日明星村庄的褪色还反映了在国家产业转型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延续，而转变发展模式也面临了十足的难度。
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钢铁业是大邱庄的支柱产业。但在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新调控方针下，从2015年以来，许多钢铁企业降了库存，提高了利润。大邱庄显然没有搭上这趟车。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邱庄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在工业化的轨道上，依靠重工业等传统产业完成原始积累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急需注入新的发展动力。除此之外，也有资深人士表明，产业太过臃肿也是这类明星村庄衰败的原因。
在这一批不再闪耀明星村庄中，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这一阶段不少村办企业的利润导致了初步共同富裕之后，又重新实现了集体化。
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同时，“带头人”拥有高度的权威，带头人不仅拥有董事长一般的控制权和经济支配权，他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划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所占比例。
在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中，农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失去了生产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再繁荣的明星村庄也会在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掉下队来，更多的明星村庄将会变得“泯然众村”。
不过，世界上不存在能够规避市场风险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实体，就此断定明星村庄的未来也未免轻率。对于中国老百姓和农村经济发展来说，经济模式是不是有效或许并不重要，对问题的讨论往往停留在了如何决策和治理方式。
总而言之，它们的兴与衰提供了一个个典型案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