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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不少网友都在问：走遍浮华大地(走过浮华大地英法及亚洲系列)，小编也是查阅很多资料，整理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3、从大起大落到大落大起——百年战争后期的法兰西
即使你还没有看到今年十一的“盛况”，
来，来，来，
贴心的初见君为大家准备了
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种，
又叫《坐着火车游英国》。1840年，一个人彻底改变了英国人的旅行方式,他的名字叫乔治-布莱德萧，他编写的火车指南鼓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乘火车进行旅行，掀起了火车旅行的风潮。对于每一站，他都会告诉大家该去哪里参观，哪里吃饭以及哪里住宿。
如今，在时隔170年后，主持人迈克尔-波蒂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4段长途旅行，按照当年布莱德萧的推荐，重温书中的旅行地，看当年的英国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此番旅行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冒险。
像这种跟着一百多年前的畅销书去旅行的方式，还挺酷的。之前初见君采访过一对60后夫妻，按照《八十天环游地球》这本书中主人公的足迹，在今年顺利完成80天环游世界的梦想。一对60后夫妻，为完成父亲遗愿，上演真实版80天环游地球
若你拥有梦想，请不要害怕，趁早开始这场人生冒险之旅吧！
这部07年开播，由日本NHK制作的关于中国铁路的纪录片，展现了艺人关口知宏在2007年以搭乘铁路的方式走遍中国的全过程。从拉萨出发，历时7个多月，行程共计36,543公里，乘车时间累计609小时48分，终点站是新疆喀什。
喜爱这部纪录片的朋友们可能已经三刷了，可惜我是最近才得知这部纪录片的，在b站上看的时候，飘来最多的弹幕就是两个字：感动。2007年，当时我还在争取解放的路上（苦逼的高中党），还不知道纪录片是什么样的存在，10年之后再看，画质已不感人，但镜头和旁白，还是有日本纪实节目惯有的治愈感，关口知宏与车厢里的乘客简单朴实的对话，常让人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闪闪发光的东西，让我们去寻觅，从未谋面的人和城市，消逝的记忆，虽然依依不舍，愿我前进的脚步依然轻盈”，片头曲温暖的女声，仿佛把你带进那洒满阳光的车厢……
人类能把身心投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得益于火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普及，1970年代日本兴起的个人旅行，就是赖于日本国铁的发展，每个火车站都贴着“Discover Japan”的彩色大海报，国铁周游券的推销，让刚20岁出头的男生女生们，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旅行。坐火车旅行，从你上了火车开始，目的地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火车里度过的时光，成了旅行中最享受的片段。
怎么说呢，不管有人说这是一部带有政治倾向，充满美国自信的纪录片，还是吐槽这部到处吃喝的纪录片都没有拍出让人垂涎欲滴的食物，都不妨碍它成为我心中旅行纪录片的No.1。
开播11季，《未知之旅》在今年9月23日，播出了最后一集。想必你已经知道原因了，节目的灵魂，主持人安东尼波登在今年6月自杀，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再不见那个幽默风趣阅历丰富性格不羁又不失文雅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资深节目主持人兼餐厅主厨的帅气大爷......
看过纪录片的朋友都知道，波登爱蹲在越南街边吃完米粉，看人来人往；也乐意在讲究的法国餐厅品尝美食，和朋友畅聊；在韩国，会跟一帮中年大叔们在烤肉店喝酒玩游戏，醉后一起压马路。波登大爷每到一地，都会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品尝当地的美食，感触城市的文化特色。
这部代入感超强，分分钟有惊喜的旅行美食纪录片，每集都能把城市的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欲罢不能。除此之外，透过此片，如果你愿意去感受了解城市背后的历史文化，那就是额外的收获了。多一些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许能让我们变得更包容。
这是2013年一档在TVB翡翠台播出的电视旅行节目，虽然称不上根正苗红的纪录片，但依旧有主持人带你打卡各地著名景点，经历平日里难得的旅行体验，有猎奇有共鸣，从这点讲与前面的纪录片并无差别。
实话讲，《走过浮华大地》是我多年收藏的节目，把自己的心头好拿出来分享，还真有点舍不得。真的太爱节目里的两位主持人了，黄翠如、洪永城，俩人不说话的时候是可以去演偶像剧的，一说活逗逼和搞笑的气质就显露无疑，但正是这种自然轻松的表现，圈粉无数。
走过“浮华”大地，自然两位主持人会去感受一些luxury的地方，但这丝毫没有拉仇恨。英法篇第一集里，他们去到英国一家私人定制的裁缝店试穿西装，那里一套西装的卖价都不低于4万人民币。
洪永城选了一件试穿后，俩人都惊呼从来没发现可以这么帅，翠如怂恿永城可以买下来，可永城还是很务实地说，实在买不起，拿手机拍几张照片，放到社交网络上骗几个赞就好了，哈哈哈。翠如则小声说，那你在这拍，自己跟人家说不要了，我到街对面等你哈。好多类似的场景，他俩亲切地就像你邻家大哥大姐，亦或者就是你本尊。就在两人互相的调侃嫌弃中，我们感受到了快乐，也走过了浮华。
节目还有一个非常打动人心的地方就是——结尾出字幕。不像一般的节目就是翻滚演职员表，或者是常见的在屏幕一旁放上节目花絮或者下期预告，另一旁走字幕。《走过浮华大地》真是有心了，结尾出字幕的时候是两位主持人利用旅行地环境，把演职员名字写在道具上，通过两人的表演互动逐一展现出来。
比如有期节目在英国，时值秋天，街边有很多枫叶，他们会手拿写有工作人员名字的枫叶，拍一个mv，方式新颖有爱，无疑是对工作人员最大的尊重和慰借。几集看下来我竟记住了节目的后期名字，陈重衡。
2009年6月8号，当初见君还在高考现场奋笔疾书时，殊不知上千公里外的北京，有两位勇士，开始了他们搭车到柏林的冒险之旅。
旅人谷岳和纪录片导演刘畅，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都在美国度过了自己年少轻狂的岁月，俩人一直特崇拜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美国“垮掉一代”经典长篇小说），想要亲自体验一下“在路上”的自由精神。于是他们启程了，一路上只依靠陌生人的帮助，搭顺风车，穿越中国、中亚、中东和欧洲，历时三个多月，到达旅行的终点站柏林——谷岳女友所在地。冒险常伴随浪漫，心中怀着看女友的目的，在1万多公里跌宕起伏的搭车旅行中，让谷岳充满了动力。
片中最吸引我的是别样的旅行体验和旅行中人们的故事。搭车旅行是不可控的，常充满惊喜和意外。在土耳其，谷岳和刘畅苦尽甘来，第一次被人主动拉到家里去吃饭住宿。而在罗马尼亚离匈牙利边境只有19公里的地方，他们则苦逼地等了两天才搭到车。搭车旅行需要勇气也需要运气，就这样，观众跟着他们一起体验搭车旅行的酸甜苦辣，真是比小说还好看的旅行纪录片。
搭车旅行中，他们与许多人产生了交集，也听到了许多动容的人生故事。印象最深的是谷岳与刘畅倚靠在一只废船边，听咸海“守墓人”讲过去的故事：少年时候在咸海里游泳，用力拉网制服一头一人多高的大鱼，为了个姑娘把小刀捅进别人的肚子，用失去一颗门牙作为代价……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也不会去做了”，每集片头都会出现的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的心又为之一颤。
好啦，梳理完心中的旅行纪录片，忍不住想排着再刷一遍！已为大家准备好链接，现在就在后台回复“纪录片”，开启你的纪录片之旅吧！
波旁王朝后期，启蒙运动风起云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已经广为传播，舆论抗议贵族特权。有趣的是，大部分贵族日子好不到哪去，生活水平仅仅高出温饱线一点点。
英国旅行家阿瑟·扬跑去法国，以为贵族个个锦衣玉食，结果一看，穷得小家子气，“他们任由自己的别墅衰败，花园和农田荒芜，寄居在上城区的阴冷小屋里。他们毫无教养可言，没有阅读品位，不理家政”。
他们的祖上挥着刀剑，跟着国王风里来雨里去，从骑士男爵的位置一步步打拼出来，因此有“佩剑贵族”这个称呼。经过数代传承，有的家族发扬光大，有的家族成了破落户。大革命前夕，全国每十个贵族里，有六个年收入不满四千锂，有一个不满一千锂，最穷的贵族可能还不如富农。
保守主义理论宗师、《大革命与旧制度》《论美国的民主》的
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以《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闻名于世。/wiki
这个家族从12世纪繁衍到大革命前后，货真价实的名门望族。托克维尔的父亲是路易十六卫队的一名军官，职位显赫，不过这种成功的老牌贵族属于少数。
统治阶级内部分个三六九等，法兰西最顶级的权力集团，聚集在首都，权势煊赫。他们有祖上封地，但他们嫌弃老家土鳖，不住在家乡。大多数佩剑贵族住不起高成本的巴黎，窝在外省老家。
著名政治家、有“变色龙”之称的塔列朗，曾描述过贵族是“层层相互鄙视”的。塔列朗来自没落户家庭，他这种人后来投机加入革命，主要是出于对上流社会的憎恨。
塞居尔伯爵说过：“相比在宫廷有关系的上层贵族或人员，平民更有理由对乡村贵族感到不满，他们贫穷而且愚昧。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除了头衔一无所有。”首都的贵族实力更雄厚，头脑也更开明，支持启蒙运动，宣扬自由博爱，甚至去观赏讽刺特权作风的戏剧。
拉法叶特跑去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帮助华盛顿建国，回来后夸了一通美国的民主自由，伏尔泰等一票知识分子，拿过上层贵族的资金赞助。
18世纪法兰西学院6000多个成员，其中贵族的比例异常高，占到了37%。《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等新派史学甚至认为，启蒙运动的主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贵族开明派，王朝末期的统治阶级并非行将就木，垂死挣扎。恰恰相反，他们活力充沛，与时俱进，通过投资海外贸易或者金融市场等新经济，获取财富。
领主雇佣精通习惯法的专家审查以前的法律，比如勃艮第公爵索尔·塔瓦纳，这个地方很久之前有一个习惯法——领主每当被国王晋升爵位，有权提高一倍捐税。13世纪后，勃艮第领主财大气粗，不再需要这个赚钱路子，弃之不用。塔瓦纳为了敛财，重新行使这项领主权。
1779年，一名税务官员在横穿法国西南部时发现，领主正在征收“从未听过和已经被遗忘的捐税”，图卢兹高等法院的贵族在每次土地交易中都要额外征收一次税。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做生意又不会做，就是靠领主权这种东西，才可以维持得了生活。
于是，贵族内部形成了巨大的鸿沟，上流社会关注最近的科学文艺动态，赞助进步事业，在大革命初期阶段，他们不抗拒，还期盼温和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制；而下层的贵族阶级一副寒酸破败的模样，顽固封闭，关起门来，坚持尊卑等级，这也是大多数法国人生活里碰到的贵族。
尽管受到首都高富帅的鄙视，但外省土鳖最痛恨的不是他们，而是穿袍贵族。
穿袍贵族是新兴中产人士买来官爵而获得贵族身份，家世通常不超过200年，也不像佩剑贵族拥有采邑。
波旁王朝实行买官制度，朝廷推出7万个官职，放到民间公开买卖。卖官市场的热卖商品主要为法官职位，全国有13个高等法院，人数编制2300个。由于法官穿长袍制服，因此有“穿袍贵族”之称。
今天的大部分欧美学者，对买官卖官采取理性中立的态度，不进行道德化审判。因为穿袍贵族总体上素质较高，能力不弱。
国王路易十四励精图治，淘汰尸位素餐的权贵，从平民里起用了一批优秀之才，内阁头号人物科尔贝（出身自布商家庭），第二号人物勒泰利耶（执掌陆军），第三号人物菲利波（执掌外交），均是穿袍贵族，祖上并不显赫。
不少佩剑贵族敌视国王，圣西门公爵经常在日记里抱怨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当路易十四赐予私生子名分的时候，注重尊卑贵贱秩序的圣西门大惊失色：“这是对整个国家的蔑视……侮辱了所有血亲亲王……就其程度而言，是最莽撞、最可耻的大逆罪……比大逆罪还要黑暗、严重、可怕……”
波旁王朝前期，穿袍贵族还不能跟佩剑贵族平起平坐，在1614年的三级会议里，穿袍贵族坐在了第三等级的席位里，而不是贵族的席位。
夏尔·勒·布朗于1670年绘制的《掌玺大臣塞吉埃》，画中表现塞吉埃对自身“穿袍贵族”的优越感，在他身边的青年骑士每个都是血统纯正优良的“配剑贵族”，却要服侍中产阶级出身的塞吉埃。/wiki
到了下一个世纪，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少门第古老的家族接纳新兴阶层。托克维尔家族便是其中一个，托克维尔的母亲露易丝出身于穿袍贵族，露易丝的祖父马尔泽尔布是开明派领袖，他担任书报检查总长期间，庇护狄德罗等启蒙人士。没有马尔泽尔布的默许，《百科全书》没那么容易出版。
18世纪共有大约1万个中产人士（如果算上他们的老婆孩子就是4.5万人）脱离了平民身份，晋升为穿袍贵族。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杀的人里，大半是穿袍贵族，这些人往前推几代，祖上都是平民百姓。旧制度虽然等级森严，但是上升通道没有堵死。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杀的人钟大多是穿袍贵族。/wiki
当然也有人严守秩序，瞧不起穿袍贵族，觉得他们没资格称为贵族，玷污了队伍的纯洁性。1732年法国设立“朝廷之荣”榜单，只有家谱追溯到15世纪以前的贵族，才有资格常伴君王左右，陪同他狩猎宴会，享受这份荣誉的有942个家族，而真正能做到这点的只有462个。
位列“朝廷之荣”的家族，站在社交圈鄙视链的顶端，这个群体内部联姻，除非遭遇重大财务问题，不会接纳有钱人进入圈子。
1781年又颁布法令，军官只能从佩剑贵族里招募，这项法案的背景是法国输掉七年战争，高层认为捐官制度要背锅，停止军衔买卖。
英法七年战争中的科林战役 (1757年)，当时的法国高层认为捐官制度是法国输掉七年战争的原因之一。/wiki
此前军队可以花钱买官，但是新政策转向另一个极端，要求军官必须有古老的骑士血统，“二代”“三代”不算数，必须四代之内全是纯正的佩剑贵族。国王觉得，将门之后总该比商人、金融家的孩子更会打仗。
客观上来讲，佩剑贵族里既有拉法叶特、拿破仑这样的英雄，也有纨绔子弟，把参军当成镀金履历的为数不少。塔列朗原本按照家族安排，要去军队镀金，因为腿部残疾，走路都不能正常走，只能去当教士。这项新法令排斥了有政治抱负、想建功立业的平民，后来大革命打破贵族垄断，涌现多位市民出身的猛将。
关于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的画作，拿破仑是典型的佩剑贵族。/wiki
不同身份的人，担任不同的官职，因此法国的行政体系饶有趣味。全国共分39个军区，军区总督为武职，按照惯例由亲王、公爵担任，而地方文职系统的督办官则通常为平民，国王任命没有后台、位低权重的人，来掣肘勋贵，这是百试不爽的帝王术了。
尽管中产能通过买官跨越阶级门槛，但并不是所有官职都具备贵族资格，7万个可售职位中只有4200多个可以兑现为贵族身份，其余大多为皇家仓库管理员、海关文书这类芝麻绿豆大的吏胥。
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买官者肯定存在，不过，多数人买官是为了升级身份档次。每逢修路兴建工程，征发平民劳动力，官员就可以免于劳役，不用在工地搬砖。如果买到贵族头衔，不仅享受到免税等实惠，而且人脉圈子也不同了。
贵族可以在教堂坐最前排的位置，在剧院等场所拥有专门包厢，这些优先特权不是单纯的富人能享受到的。大革命的领袖安托万·皮耶尔·巴纳夫在十岁的时候跟他母亲看戏剧，母子俩无意中进入了一个包厢，这个包厢是省区总督给他贵族朋友预留的，剧院经理不客气地把她们赶了出来。凡人势利眼，媚高踩低，这是巴纳夫从社会上到的第一堂课。
卖官鬻爵的真正危害并不是贪腐，而是造成了崇尚浮华、鄙夷实干的氛围。中产阶级热衷于假造家谱，在姓氏里加入“德”，追认某某中世纪骑士为自家祖先，假造家谱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后来的革命领袖布里索、丹东、马拉年轻时都曾假造家谱，连雅各宾派头目罗伯斯庇尔也干过这事。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罗伯斯庇尔也曾叛变革命。
那些已经上了阶级上升通道车的，又抓紧把门焊死，不让别人上车。之前提到的托克维尔的母亲露易丝尽管自己出身不高，却对血统非常看重，很不满儿子的婚姻，因为他娶了一个英国寒门女子。
按照当时的风气，跟外国贵族结婚没关系，但外国的平民就门不当户不对，露易丝都没参加婚礼。而托克维尔的死党好友博孟桃花运不错，娶到了拉法叶特的孙女，进入了法国最顶层的圈子。
法国迟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中产阶级里最有能力、最有理想抱负的人，脱离本阶级，跑去当贵族了。
根据波旁王朝的法律，一旦当上穿袍贵族，就要放弃原有的生意。因为工商业活动有辱身份，根据上层社会的价值观，贵族只能管人，进行司法行政事务。做买卖、算账、吆喝招徕顾客是庸俗、不优雅的行为。
民主化程度较高的英国，贵族圈子反而要封闭得多，平民企业家、金融家想跻身上流社会，比登天还难。1688年光荣革命时，上院贵族只有160人，加上从男爵、骑士也不超过千人。威廉、安妮册封的新贵族比较少，汉诺威王朝起初滥封爵位，上院一看，阿猫阿狗随便什么人都进来了，我们的高贵血统要被玷污了，于是把贵族名额限制在184人以内。
英国更讲究贵庶隔离，中产的上升渠道更狭窄，于是英国企业家的自我意识相当强，他们信奉勤俭节约的工商业价值观，不在乎贵族那套骑士精神、宫廷礼仪。在法国，全社会都敬畏贵族，结果就是中产们丧失了自我意识。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去英国旅游考察，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商业的发达与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精神相辅相成。
在参观伦敦交易所后，伏尔泰感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为了商业利益而和平共处。他写道：“如果英国只存在一种宗教，我们就得担心暴政；如果有两种，它们就会互相残杀；有三十种，它们会和平共处。”
伏尔泰去英国正是得罪了法国最有权势的罗昂家族，年轻气盛的罗昂骑士在剧院里遇到伏尔泰，傲慢地问他：“伏尔泰先生，你的姓氏是什么？”想以这样的方式羞辱社会中下层背景的伏尔泰。
阿道夫·冯·门采尔所绘的《圆桌》（Die Tafelrunde）。腓特烈大帝的宾客齐聚在无忧宫的大理石大厅，其中包括伏尔泰（左起第三，坐者）/wiki
伏尔泰用一贯的机智辛辣，回答道：“骑士先生，我的姓氏是低微的，但我至少给它带来了荣耀，而骑士先生正在结束他的姓氏。”恼羞成怒的罗昂骑士，第二天派手下埋伏，用木棍狠狠地揍了伏尔泰一顿。为了躲避风头，伏尔泰远赴海外，他在英国感受到自由和法治。
英国的商人壮大，发起议会改革，争取选举权。自由贸易运动的领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丧父，幼年去首都闯荡，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最后来到曼彻斯特当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岁建起自己的工厂。科布登是自我奋斗的典型，他在个人能力外的资本等于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余荫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绝宫廷封爵的赏赐，保持平民本色。
法国商人刚刚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就准备退出生意场，买个官当当，如果买不到官，那就买地、买政府公债。总之，做买卖低贱，像贵族那样双手不沾染俗物，才是高贵的活法。
也有人质疑这种风气，1775年马赛的一个中产人士说道：“我所谈论的商人，他们的地位远不及最古老的贵族或者最高贵的贵族，但在我看来，他们的德行、才能、进取心以及他们的财富对于国家的贡献都是无与伦比的……”可惜，这种声音太微弱了。
法国一切以权势为导向。大革命之前，乡村有一批农业致富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种田小能手，靠着机灵勤快发了财。这个群体的数量大约为60万人，有的家里用银器、金器，生活水准跟贵族差不多。
但是他们光有钱没地位，农民敬畏领主老爷，但不会敬畏种田小能手。城里的商人工厂主也一样，没有政治分量，所以中产阶级打破了头要挤进体制内圈子。在法兰西的土壤，资本主义萌芽无法长大；而在英国，资本主义萌芽能长成参天大树。
在英国，中产阶级不必畏惧权贵，任何人都能通过勤劳努力或者聪明才智获得尊重，蒸汽机改良者、制造业领头羊斯蒂芬逊死的时候，他家乡各条河流上的所有船舶，停航致哀。正是这种鼓励实业的社会价值观，在19世纪把英国打造为世界工厂。
从大起大落到大落大起——百年战争后期的法兰西
特鲁瓦条约签订后的几年间，两个王国之间的战争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零星的混乱冲突和昙花一现的休战交替出现。
圣女贞德的出现标志着布尔日国王阵营中决心和信心的回归。“战争首脑”贞德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当初正是这种意志促使这个东雷米的农家少女克服所有障碍，到希农觐见“高贵的太子”(1429年2月23日)，“我将用双膝走到那里”。在普瓦提埃时，多疑的国王曾派神学家审查她，她回答说，“战士们以神的名义作战，神赐予他们胜利”；无论是在奥尔良围城期间还是在进军兰斯时，贞德从未丧失过这种沉着的信念。
在离开布卢瓦去解救奥尔良之前，贞德函告英王:“ 奉神和天国之主的旨意，我来此是为了将你们驱逐出法国”，并警告说，如果他迟迟不撤兵，“本姑娘将立即给你们以重创”。这是神的意志。贝德福德曾不顾战争惯例和骑士准则而围攻奥尔良这座囚敌的城市，但是他的进攻刚刚失败，现在又怎能怀疑贞德的话呢？永恒的正义法则首次显露之后，神的裁决接踵而至：6月17日，查理七世在兰斯行涂油加冕礼，以此来表明和保证他的合法性，而此前贞德一直呼吁太子:“勇敢的国王，我根据神的意志而解救了奥尔良，神也愿你前往兰斯接受加冕，以显示您是真正的国王，法兰西王国属于您；请您遂神所愿。”1430年5月23日，贞德在贡比涅被俘，并于次年3月30日在鲁昂被处以火刑。贝德福德及其巴黎大学的参谋们借助宗教裁判所的程序和手段，竭力证明贞德是个女巫，她运用的是一种源自魔鬼的力量。
敌人的这些行为证明了贞德使命的深刻影响：有谁不曾感受到她带给查理七世的“神迹”所产生的震撼呢？与此同时，英国摄政王贝德福德也匆忙在巴黎圣母院把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1431年12月16日)。
30年代的多种迹象表明，英法双方的军事前途正在发生逆转。被占区频繁发生起义:“实际上，英国人统治下的法国人已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英国人很少为这个法国谋福利，很少关心他们被统治者的安宁......毋宁说，出于对法国人根深蒂固甚至是本能的仇恨，他们企图摧垮法国，使其在深重灾难下走向灭亡”(托马斯·巴赞:《查理七世史》)。另一方面，好人菲利普也认为他的利益不在亨利六世一边，并与布尔日的国王签署了和约，这首先是一个消弭仇恨的举措、一个修复过错的姿态。“国王一开始便宣称，(无畏者让的死)是个不幸的的个别事故，是那些制造这一事故的人听信邪恶的建议而干下的，而他自己对此一直感到不快；如果他当时处于现在这个年纪，有现在这般理解力，他将会全力阻止”。除了上述表态之外，查理七世还须承诺惩治肇事者。在恳请宽恕的同时，他还须作出一系列的赎罪姿态：为无畏者让举行追思弥撒、在蒙特罗建立一所夏尔特尔修道院，在当初让遇刺的桥上竖立一个十字架。此外，该和约还扩大了勃艮第权势的地域基础：奥塞尔和马孔两个伯爵领以及索姆地区的城市划归勃艮第。亲王采邑也正式成为主权国家，一直到好人菲利普死去时为止。但是，公爵不再否认查理七世的合法地位，以此作为对后者的回报。
诺曼底的抵抗日趋激烈。1432年进攻鲁昂城堡的行动几乎成功。两年后，英国人的税收引发的大起义几乎席卷了整个诺曼底。1436年，巴黎为法国人敞开了城门。贝德福德死后，亨利六世的议政会内部争吵不休。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但是，苦难岁月并没有因此告终。农村再度兵匪肆虐，《一个巴黎市民的日记》曾这样记载1440年勃艮第“盗匪”的暴行:“每个落到他们手上的人都会被问及想活命么?如果他逆来顺受就只是丧失所有财物，如果想违抗，则遭抢劫或杀害。”新的瘟疫又夺去了大量的人口，前引那位巴黎市民在1438年时写道:“若死神光临一户人家，家中的大部分人就会丧命，尤其是那些最强壮最年轻的。”同一年，“孩子、女人、男人都在日夜哭喊我要死了，善良的神啊，我要冻死了！我要饿死了！”1440年的法国既没有摆脱战争，也没有摆脱瘟疫和饥荒。
不过军事上法国的形势一片大好。1441年，收复香槟地区。1450年，解放曼恩和诺曼底，并在巴约勒之战中重创英军。1453年7月17日，法军在卡斯提隆战役中歼灭加斯科尼的英军主力，1453年7月，在卡斯蒂永之战中再次打败英军。1453年10月19日，波尔多的英军投降，法国收复加莱除外的全部领土。
当时的灾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Political structure在动荡中瓦解。由于查理六世的疯癫以及随之而来的叔父之间的竞争、布尔日国王地位最初的不稳固，法国王权长期虚弱，一些新的独立公国都纷纷利用这一机会从中渔利。半个世纪以来，两个、甚至三个“圣座的竞争者”为争夺教皇权威吵得不可开交；当教皇的权威刚刚恢复时，它又面临着高卢主义的挑战，这种思潮就是在教皇权威衰微时出现的。巴黎大学是为法国国王的宗教政策出谋划策的机构，也是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但这时它已失去了在欧洲精神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同时，法国的君主们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校，以便为自己培养所需的司法和行政官员。
底层的动荡也像权力最高层的动乱一样明显。教区内的团结在加强，但信徒与他们的神甫之间的诉讼通常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分摊重建教堂的费用而引起的争吵外，还有什一税征收中经常发生的争端；另有一点特别重要。教区居民之间的磋商采取了一种新形势。他们在宗教上恭谨虔诚，这与常年不在的教产享有者的无所其谓难以调和，因而居民之间自行商讨教区内的问题。领主也与他的农民关系疏远。因为他是新来的，在农民中间没有根基，跟他们也没有多少联系，只是靠绑票发财的冒险家，靠战争发家的贵族，是某个征服者安插的外来户，要不就是作为贵族的债主的资产者。由于他们失去了与土地和村庄的所有实际联系，领主把地产的经营业务交给租佃者，领地和农民负担的捐税由商人去征收，条件是这些承租人须向他缴纳议定的收益，并将其送到自己在城里的宅第中。战争和经济变迁破坏了原有的依附关系。“一切都在瓦解，不知原因何在”，这是德尚在一首叙事诗中反复咏叹的。
德尚在诗歌的末尾以善意虔诚的忠告来劝导人们：“ 往后我们须好自为之，潜心爱上帝，侍奉上帝。”这些话是那个时代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这类信号在这个苦难岁月中大量出现，它们与其说是灾难的征兆，还不如说是在呼吁人们忏悔。忏悔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上的主题词。布道者也劝导人们忏悔：巴黎大学的博士们（如热尔松）为国王和宫廷注解圣经；巡游布道修士们在劝诫激动的市民时，号召他们抛弃当时无用的装饰点缀。自1380 年以来，表现耶稣受难成为巴黎的-项经常性活动，其表现题材每年都增加一项；人们还动用大量器材和道具表演神秘剧;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旨在感化“寻求宽恕”的宗教罪人的教育仪式。越来越多的死者画像出现于祈祷书和公墓的墙壁上，出现在坟墓顶上，盘桓在人们的头脑中，以宣扬“道德端正的生活”。画像中的教皇、骑士和农奴都毫无例外地一派阴森恐怖形象，骷髅嶙峋，坟墓上蠕动的蛆虫形态鬼魅;千尸在斥责三位无所用心的活着的国王；垂死者在祈祷时从床上站起，天使和魔鬼就在眼前争夺他的灵魂。所有这些死者的形象都在宣扬同一个教义:“要知道万物皆有 其终结，洗刷你的罪过吧。”这种被不断勾起的罪恶感在宁静的外在宗教中植下了更具个人色彩和更加令人不安的敬畏感的种子。反复宣扬的死亡之切近成为人所焦虑的中心内容，人生短促无常，但又有如此多的浮华趣味；人生既意味着生活之热望，同时也是学习体面的死亡艺术的开端。
但是，新的情趣趣味正在显露，并将在重建时代的氛围中焕发光彩。
特鲁瓦条约签订后的几年间，两个王国之间的战争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零星的混乱冲突和昙花一现的休战交替出现。
圣女贞德的出现标志着布尔日国王阵营中决心和信心的回归。“战争首脑”贞德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志，当初正是这种意志促使这个东雷米的农家少女克服所有障碍，到希农觐见“高贵的太子”(1429年2月23日)，“我将用双膝走到那里”。在普瓦提埃时，多疑的国王曾派神学家审查她，她回答说，“战士们以神的名义作战，神赐予他们胜利”；无论是在奥尔良围城期间还是在进军兰斯时，贞德从未丧失过这种沉着的信念。
在离开布卢瓦去解救奥尔良之前，贞德函告英王:“ 奉神和天国之主的旨意，我来此是为了将你们驱逐出法国”，并警告说，如果他迟迟不撤兵，“本姑娘将立即给你们以重创”。这是神的意志。贝德福德曾不顾战争惯例和骑士准则而围攻奥尔良这座囚敌的城市，但是他的进攻刚刚失败，现在又怎能怀疑贞德的话呢？永恒的正义法则首次显露之后，神的裁决接踵而至：6月17日，查理七世在兰斯行涂油加冕礼，以此来表明和保证他的合法性，而此前贞德一直呼吁太子:“勇敢的国王，我根据神的意志而解救了奥尔良，神也愿你前往兰斯接受加冕，以显示您是真正的国王，法兰西王国属于您；请您遂神所愿。”1430年5月23日，贞德在贡比涅被俘，并于次年3月30日在鲁昂被处以火刑。贝德福德及其巴黎大学的参谋们借助宗教裁判所的程序和手段，竭力证明贞德是个女巫，她运用的是一种源自魔鬼的力量。
敌人的这些行为证明了贞德使命的深刻影响：有谁不曾感受到她带给查理七世的“神迹”所产生的震撼呢？与此同时，英国摄政王贝德福德也匆忙在巴黎圣母院把亨利六世加冕为法国国王(1431年12月16日)。
30年代的多种迹象表明，英法双方的军事前途正在发生逆转。被占区频繁发生起义:“实际上，英国人统治下的法国人已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英国人很少为这个法国谋福利，很少关心他们被统治者的安宁......毋宁说，出于对法国人根深蒂固甚至是本能的仇恨，他们企图摧垮法国，使其在深重灾难下走向灭亡”(托马斯·巴赞:《查理七世史》)。另一方面，好人菲利普也认为他的利益不在亨利六世一边，并与布尔日的国王签署了和约，这首先是一个消弭仇恨的举措、一个修复过错的姿态。“国王一开始便宣称，(无畏者让的死)是个不幸的的个别事故，是那些制造这一事故的人听信邪恶的建议而干下的，而他自己对此一直感到不快；如果他当时处于现在这个年纪，有现在这般理解力，他将会全力阻止”。除了上述表态之外，查理七世还须承诺惩治肇事者。在恳请宽恕的同时，他还须作出一系列的赎罪姿态：为无畏者让举行追思弥撒、在蒙特罗建立一所夏尔特尔修道院，在当初让遇刺的桥上竖立一个十字架。此外，该和约还扩大了勃艮第权势的地域基础：奥塞尔和马孔两个伯爵领以及索姆地区的城市划归勃艮第。亲王采邑也正式成为主权国家，一直到好人菲利普死去时为止。但是，公爵不再否认查理七世的合法地位，以此作为对后者的回报。
诺曼底的抵抗日趋激烈。1432年进攻鲁昂城堡的行动几乎成功。两年后，英国人的税收引发的大起义几乎席卷了整个诺曼底。1436年，巴黎为法国人敞开了城门。贝德福德死后，亨利六世的议政会内部争吵不休。战争的结束指日可待。但是，苦难岁月并没有因此告终。农村再度兵匪肆虐，《一个巴黎市民的日记》曾这样记载1440年勃艮第“盗匪”的暴行:“每个落到他们手上的人都会被问及想活命么?如果他逆来顺受就只是丧失所有财物，如果想违抗，则遭抢劫或杀害。”新的瘟疫又夺去了大量的人口，前引那位巴黎市民在1438年时写道:“若死神光临一户人家，家中的大部分人就会丧命，尤其是那些最强壮最年轻的。”同一年，“孩子、女人、男人都在日夜哭喊我要死了，善良的神啊，我要冻死了！我要饿死了！”1440年的法国既没有摆脱战争，也没有摆脱瘟疫和饥荒。
不过军事上法国的形势一片大好。1441年，收复香槟地区。1450年，解放曼恩和诺曼底，并在巴约勒之战中重创英军。1453年7月17日，法军在卡斯提隆战役中歼灭加斯科尼的英军主力，1453年7月，在卡斯蒂永之战中再次打败英军。1453年10月19日，波尔多的英军投降，法国收复加莱除外的全部领土。
当时的灾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Political structure在动荡中瓦解。由于查理六世的疯癫以及随之而来的叔父之间的竞争、布尔日国王地位最初的不稳固，法国王权长期虚弱，一些新的独立公国都纷纷利用这一机会从中渔利。半个世纪以来，两个、甚至三个“圣座的竞争者”为争夺教皇权威吵得不可开交；当教皇的权威刚刚恢复时，它又面临着高卢主义的挑战，这种思潮就是在教皇权威衰微时出现的。巴黎大学是为法国国王的宗教政策出谋划策的机构，也是一个政治压力集团，但这时它已失去了在欧洲精神领域内的领先地位，同时，法国的君主们建立了一些新的学校，以便为自己培养所需的司法和行政官员。
底层的动荡也像权力最高层的动乱一样明显。教区内的团结在加强，但信徒与他们的神甫之间的诉讼通常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分摊重建教堂的费用而引起的争吵外，还有什一税征收中经常发生的争端；另有一点特别重要。教区居民之间的磋商采取了一种新形势。他们在宗教上恭谨虔诚，这与常年不在的教产享有者的无所其谓难以调和，因而居民之间自行商讨教区内的问题。领主也与他的农民关系疏远。因为他是新来的，在农民中间没有根基，跟他们也没有多少联系，只是靠绑票发财的冒险家，靠战争发家的贵族，是某个征服者安插的外来户，要不就是作为贵族的债主的资产者。由于他们失去了与土地和村庄的所有实际联系，领主把地产的经营业务交给租佃者，领地和农民负担的捐税由商人去征收，条件是这些承租人须向他缴纳议定的收益，并将其送到自己在城里的宅第中。战争和经济变迁破坏了原有的依附关系。“一切都在瓦解，不知原因何在”，这是德尚在一首叙事诗中反复咏叹的。
德尚在诗歌的末尾以善意虔诚的忠告来劝导人们：“ 往后我们须好自为之，潜心爱上帝，侍奉上帝。”这些话是那个时代值得注意的一个信号，这类信号在这个苦难岁月中大量出现，它们与其说是灾难的征兆，还不如说是在呼吁人们忏悔。忏悔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上的主题词。布道者也劝导人们忏悔：巴黎大学的博士们（如热尔松）为国王和宫廷注解圣经；巡游布道修士们在劝诫激动的市民时，号召他们抛弃当时无用的装饰点缀。自1380 年以来，表现耶稣受难成为巴黎的-项经常性活动，其表现题材每年都增加一项；人们还动用大量器材和道具表演神秘剧;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旨在感化“寻求宽恕”的宗教罪人的教育仪式。越来越多的死者画像出现于祈祷书和公墓的墙壁上，出现在坟墓顶上，盘桓在人们的头脑中，以宣扬“道德端正的生活”。画像中的教皇、骑士和农奴都毫无例外地一派阴森恐怖形象，骷髅嶙峋，坟墓上蠕动的蛆虫形态鬼魅;千尸在斥责三位无所用心的活着的国王；垂死者在祈祷时从床上站起，天使和魔鬼就在眼前争夺他的灵魂。所有这些死者的形象都在宣扬同一个教义:“要知道万物皆有 其终结，洗刷你的罪过吧。”这种被不断勾起的罪恶感在宁静的外在宗教中植下了更具个人色彩和更加令人不安的敬畏感的种子。反复宣扬的死亡之切近成为人所焦虑的中心内容，人生短促无常，但又有如此多的浮华趣味；人生既意味着生活之热望，同时也是学习体面的死亡艺术的开端。
但是，新的情趣趣味正在显露，并将在重建时代的氛围中焕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