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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奥多·罗特克：生活在永恒的伟大的惊奇中

西奥多·罗特克：生活在永恒的伟大的惊奇中

六十年前的八月一日，西奥多·罗特克兴致勃勃地走向友人的泳池，朝水里纵身一跃。那一刻，他不会猜到，自己扎猛子扎向的是冥界，那正是他一生精神深渊窥探的地方，正如其诗集译者杨子所说，应验了尼采的谶语：凝视深渊过久，深渊终将回报以凝视。

布鲁姆认为，罗特克达到巅峰的诗集《迷失的儿子》中，就隐藏着精神分裂的深渊，尤其《火焰的形状》一诗，传递出诗人身上巨大的矛盾，诗中的黄蜂、葡萄、玫瑰等自然之物，则成为矛盾的救赎。布鲁姆因此把罗特克、毕晓普、沃伦归为一类，视他们为美国中间代诗人中的最强者。当然，布鲁姆也惋惜罗特克死得太早，没有机会再写一部作品，比肩《迷失的儿子》。不像沃伦六十岁抵达伟大后，又把伟大维持了二十年。也不像毕晓普，其笔力一生强大，未曾有变。

当我读完杨子译的《光芒深处的光：西奥多·罗特克诗选》，颇为惊诧，原来我与罗特克诗歌缘分的桥梁，是詹姆斯·赖特，我曾着迷赖特诗中的万物人性，没想到其衣钵承自他的导师罗特克。我生于罗特克离世的一九六三年，六十年后，我竟以诗人和所谓诗歌导师的身份，谈论这位伟大的先辈诗人和诗歌导师，其中的神秘，不只符合诗的逻辑，也应和了罗特克诗中那份超自然的神秘。

乍看躁郁症等是命运给予罗特克的神秘深渊，其实这些深渊的来路有迹可循。那首一九七五年由李·海彼作曲，后在美国花腔女高音界广为传唱的《蛇》，向我们揭示了罗特克深渊的形成机制。诗人写蛇：“他彻底放弃做蛇。/因为。因为。//他不喜欢他的同类；/他无法找到称心的妻子；/他是有灵魂的蛇；/在自己的洞里他没有欢乐”。于是，这条蛇就想唱歌，用震惊鸟儿的可怕高音唱歌。诗中，诗人把不能超凡脱俗、变得卓越，视为惩罚，惩罚就是成为平庸的“同类”。诗人不经意让自己披上蛇的外衣，提供了一份孤僻、离群索居的自况报告。这份孤僻也定义了罗特克与时代的疏离关系，“他所用的意象或比喻隐含多数是个人的体验，缺乏公认性，因而增添了解读的困难”（张子清语）。

《树懒》一诗，可以视为这种自况的另一版本。诗人为树懒的慢辩护，认为它大智若愚，心里什么都清楚，只是举止容易让人误解，诗人最后说：“你这才明白他（指树懒）一点儿都不糊涂”。《树懒》透出了罗特克怕被人误解，和竭力要摆脱误解的顽强意志。难怪，他专门写信给朋友，“……奥登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泰克拉·比安基尼告诉我，在伊斯基海滩上，威斯坦说起他一度担心我和叶芝太像，现在他放心了，因为我已经超越了他（指叶芝），胜过了他，走在了他前边……”（杨子译）。害怕被人误解像叶芝或艾略特，与害怕成为“同类”，都是他完美、卓越情结的一体两面。这一情结也记录在《舞蹈》一诗中，“我从名叫叶芝的人那儿窃得韵律；/掌握了，又还给他”。这一情结的创造者，其实是他的父亲。罗特克与卡夫卡一样，也有一个严厉苛求的父亲，使他始终难以忘却自己的不足，而要达到父亲的高要求，他必须要有一种意志，使之达到完美、卓越的意志。他一生中的诸多心绪，包括不时的精神崩溃，都是这一意志与心理压力较量的结果。

哪怕他晚期认为，自己未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似乎已预见他躁郁症的起源。童年和少年笼罩在父亲的威权和苛求之下，一旦压力过大，就会造成成年后的精神疾患。我记得研究人类学的作家何袜皮，曾提出一种寄居蟹人格，用以说明强势者伴侣的人格。强势者的高压、刻意挑剔、少许安抚，会令伴侣产生既怕又依赖的双重心理。我以为寄居蟹人格，也特别适合说明罗特克面对威权父亲时的人格表现。有诗《我爸爸的华尔兹》为证：

这首诗揭示了父亲的行动，几乎代替了孩子的行动，孩子所为只是父亲行动的“配件”，哪怕父亲身上充满孩子不喜欢的酒味，令孩子别扭，哪怕父亲拍打孩子脑袋的行为令孩子不爽，孩子仍主动抓住父亲不放。这是长期在威权下形成的心理习惯，虽然服从威权会不爽，但孩子更恐惧不服从带来的若干惩罚，惩罚之一就是无所适从，失去方向。毕竟父亲向他供应着价值观，哪怕是错误的，哪怕这错误甚至令他产生“弑父情结”（他终生追赶和摆脱叶芝，也可看作是“弑父情结”的外延），可是父亲的权威会令孩子怀疑自己。父亲让他必须“这样跳华尔兹”，或“硬把我拖到床上”，这些威权产生的效果就是，孩子对父亲更加依赖，抓住父亲不肯撒手。

罗特克在《迷失的儿子》一诗中坦承：“父母取笑我。/我父亲是畏惧，畏惧老爸”。取笑也是孩子不达标的惩罚之一，罗特克在该诗中写道，“你哭得还不够，不足以赢得赞美，/在这儿你无法找到安慰，/在喋喋不休砰砰响的王国”。照杨子对该诗的注释，罗特克把蒸汽通过管道时的“砰砰响”，视同“爸爸的到来”。所以，“砰砰响的王国”，就是父亲的王国，置身这一王国的孩子，如果靠哭赢得不了赞美，也得不到安慰，那么父亲经营的温室，就是他不经意留给孩子的安慰。压力、挑剔、安慰，这些适合寄居蟹人格的生长条件，父亲已不经意创造出来。与何袜皮说的强势者有所不同，父亲是依据普鲁士教育传统，来给孩子施压和苛求完美的。与之匹配的寄居蟹人格，从此定义了罗特克一生与父亲的关系。无论过去多少年，哪怕父亲死于罗特克的少年，罗特克仍会像小时那样，在精神上“紧紧抓住父亲”，还不时靠记忆返回温室——这萦绕一生的安慰之乡。有诗为证，“最最肆虐的风/将柏木窗框砸得嘎嘎响，/砸碎那么多我们彻夜/守在那儿，用麻袋去堵/破洞的薄薄的窗玻璃”（《狂风》），“大风刮得我裤子后边鼓起来，/碎玻璃和干油灰碎片在我脚上噼啪响，/半大菊花怒视天空像是谴责”，“每棵树，每棵树都指向天空，大叫！”（《温室顶上的孩子》）

“在诗中要把思想当成是附加的”

温室这一安慰，通过罗特克的诗性回忆，获得了新的品性，不再是常人回忆时的简单赞美。他笔下的温室，犹似他小时投入的“战场”，“敌人”是大风、水、腐臭、灰烬，植物的霉病、枯败，等等，经过他和父亲协同“作战”，有时，他获得的是成为英雄的安慰，“最后这狂风筋疲力尽，只能在/蒸汽排放口下残喘；/而她（指花房）满载玫瑰航行，/直到宁静的早晨降临”（《狂风》）；有时，他获得的是胆怯或惊心，“当新芽绽开，/光滑如鱼，/我胆怯了，俯身于这源头，湿漉漉的鞘”（《插枝》）。温室不只有端正的形象，罗特克也突出置身其中的幽暗，幽暗之力恰如《在一个黑暗的时辰》中所说：“在一个黑暗的时辰，眼睛开始看见”。我以为，应该重视温室对于罗特克创作的深远影响，众人谈论的温室安慰，还应该包括温室打开的诗歌之路，那些幽暗真成了罗特克的眼睛，令他趋向泛神思想，看见了万物的人性，使之走上万物有灵之路。我愿摘出罗特克的诗中，最具灵性的若干意象。

温室成了他诗歌思想的起点，不仅让思想向植物等自然之物投射，也形塑了思想与意象的主次关系。杨子在序中也揭示，罗特克确实在乎哲学，他坦白：“尤其是深深地沉浸在柏拉图哲学的传统里；沉浸在斯宾诺莎、康德、布拉德雷和柏格森这样的哲学家身上……我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吸收他们”。他也不经意应和了柯勒律治的观点，“一个伟大的诗人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杨仁敬译）。只是，温室令他天然知道，构思一首诗时，诗人与哲学家的主次。难怪他认为，诗人是“将他的思想放在手势里”，“在诗中要把思想当成是附加的”（王单单译）。我想，二战前后，庞德、艾略特等人建立的诗人兼评论家传统，和这一传统给诗人带来的崇高声誉，难免会令罗特克也着意哲学，甚至诗的思想特色，却不像后起的诗人兼评论家勃莱，已“进化”到让诗之思，跨出了诗的领地，以清晰的风格，让公众明白可以从诗之思得到什么，因而被广泛引用，声名更甚。

罗特克的第一部诗集《屋门大敞》，可以看作是向艾略特的致敬之作，确有玄学之风和被人批评的抽象，如“他的思想被捆住，曲折前行的/动机之舟停泊在礁石旁”（《死亡断片》），“头脑里知识太满，/侵犯沉寂的血液；/一颗种子膨胀/善的果实破壳而出”（《起源》）。但《屋门大敞》中，已含有他后期的清晰风格、迷人意象，如“风一动不动躺在高高的草丛中。/手上的青筋泄露了我们的恐惧”（《间歇》）。我相信，风在草丛的这一意象，一定也让后来的勃莱无法抗拒，当勃莱写出“整个早晨我坐在深草里，/……/突然我发现还有风/穿过深草而来”（王佐良译《反对英国人之诗》），是否像罗特克致敬艾略特那样，勃莱也在致敬罗特克？杨子说，勃莱的那句话“我最终理解到诗是一种舞蹈”，似乎就是罗特克诗歌精神的翻版。罗特克一生的诗歌风格，从前期的玄思、晦涩，到后期的清澈、明晰，恰好给从艾略特到勃莱的两代诗人兼评论家，补上了不可或缺的过渡一环，他和毕晓普、沃伦等自发履行了“中间代”的职责，帮助美国诗歌完成了战后的转向。从他的一些言论可知，他已意识到转向的时代意义，“一件可以让文学有很大提高的事，就是

我以为，十四岁前一直陪伴罗特克的温室，因为神圣，还帮他锁定了某些儿时感觉。人在十四岁之前，会对童谣敏感，于是童谣创造的节奏和童趣之美，孩子因幻想不羁，造成的意识的蒙太奇，都被温室这一儿时“乐园”收藏起来，成为日后诗歌“革命”的基石。比如读《迷失的儿子》，能感受到其中的童谣趣味，“钱钱钱/水水水/青草多美妙。/鸟儿飞走了？茎梗仍在摇曳。/蠕虫有影子吗？云朵说了什么？”即使后期的《萨吉诺之歌》，仍弥漫着这一趣味，“在萨吉诺，在萨吉诺，/大风吹得你站不稳，/女子协会管饭，/盘子里都有豆子，/要是吃过了量，/你就等着完蛋”。

罗特克在不少小长诗中，还写了类似音乐的“副歌”部分，他将这些诗行的首字后撤两格，以示与“主歌”诗行的首字有区别。副歌似乎就是童年心绪的示范区，罗特克始终把它与童谣之美关联起来，这也是罗特克诗中挥之不去的音乐。我虽然无法追索，这些音乐与哪些童谣或乐曲有关，或就算是罗特克对诗中音乐的再造，它们仍能给人一种提示：这些音乐是引发温室情绪的开关，也配合主歌指望副歌完成的过渡、迟疑、自省、回答等。

阅读中，我特别体会到译诗的不易，要把音乐性译入截然不同的汉语，且汉语新诗自身的音乐性尚在探索中。好在副歌常有叠句或体现童趣的节奏，或抒情造成的蒙太奇，令这样的音乐可以在译诗中感受到。比如《我需要，我需要》中，副歌写道：“我愿我是一头蠢牛犊/我愿我是一个大笑话/我愿我有一万顶帽子/我愿我赚到大把票子”。

罗特克因帮助美国自白派诗人发现了自己，加上受他影响的普拉斯曾写信给罗特克，既为他的影响表示感谢，也为有抄他的嫌疑表示道歉，这定会让读者像关注自白派诗人那样，关注他的自白。但作为汉语读者，我不在乎他的自白与洛厄尔、普拉斯等人的自白有何勾连，我倒在乎他诗中体现的生活情结。他曾自述，“如果我有一种情结，那就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情结。”（远洋译）“生活在永恒的伟大的惊奇中”（王单单译）。歌德可以说是这一完整生活情结的始作俑者，他不太关心时代作为，而是着意个人的精神思考、价值取向，这样生活就成了思考的战场。罗特克可以视为是歌德一脉的继承者，就像歌德当年挡住了要他写抗法诗歌的民众要求，罗特克也无视时代的督促，正如罗森塔尔对他的评价，“我们还没有（同他）相似名望的现代美国诗人像他那样地不关心时代……除了再现他勇于说出的受损的心灵”（张子清译）。是的，《迷失的儿子》使读者看到了心灵受损的程度，但他没有止步于此，渐渐以歌的姿态，回应生活的酸甜苦辣。这就要求，他要有走出混乱的信心，甚至感恩之情，“他们任我跌倒不止两次，/我对这一切心怀感激”（《好友们》）。

写完《迷失的儿子》没几年，他就在《你敲门，门就为你大敞》中写道：“他给玫瑰浇水。/他拇指缠了一道彩虹”。这里涉及一个生活细节，我如果没去过山西的壶口瀑布，没见过瀑布上方因水雾形成的恒定彩虹，我会把这句诗仅仅视为超现实的想象，但壶口瀑布令我瞥见了诗句的生活

完整不只令罗特克的诗丰富多样，也令他有更敏锐、更耐心的观察，据说他一生为写诗作过二百七十七本笔记。通过移花接木，他找到了把一切自然之物，直接人性化的方法。张子清说，这是罗特克的首创，不同于梭罗、惠特曼侧重精神与自然的和谐。比如《兰花》一诗，就是把兰花直接拟人化，他如是描述兰花：“这么多贪婪婴儿！/柔软的荧光指头，/唇瓣非死非活，/放荡的幽灵般的大嘴/在呼吸”。

二零一五年起，我的诗踏上了物体诗之路，读罢杨子所译罗特克的诗，我沉浸在博尔赫斯说的找到先驱的欣喜中。当我读着“野草呜咽，/群蛇流泪，/母兽和欧石南/对我说：去死”（《迷失的儿子》），我感到了物体诗一脉诗人的共同心灵：物我合一，万物有灵。两百年前，歌德用抱怨的口气说，“在最近这两个破烂的世纪里”，若我们对此感同身受，不只意味历经两百年的“现代性”未有进展，还意味歌德们、罗特克们，倾向把自然神秘与人性对应，恰是时代必然。是从五千年的文明观察人生，还是从亿万年的自然观察人生，我以为取决于诗人对文明还是对自然更有信心。时代的跌宕起伏，常会令诗人选择后者，这也是常人理解诗人孤僻的难点。

哪怕还有躁郁症这一重障碍，罗特克的诗歌导师身份可谓救赎，会让他时时回到坚实的经验。诗人和导师的双重身份，之所以弥足珍贵，就在能避免向学生空降诗学理论，让写诗经验与诗学之间有逻辑台阶，这是产生说服力的关键。这样就能理解罗特克的担心，他害怕别人把他归为与狄兰·托马斯一样的狂饮者，导师身份会让他设法超越内心的混乱、黑暗，摆脱二元的思想窠臼，会让他用自己的经验唤醒学生的经验，会让他把内心与庞杂的自然融洽协调，他才会视为安慰。就如他在高峰作品《北美组诗》中的《玫瑰》一诗所写：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同治四年进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的重臣，也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堪称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桐城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也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作序，积极倡导和推介西方新学思想。《清史稿·文苑传》说他：“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无古今，无中外，惟是之求。自群经子史周秦故籍，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竟其委”，生前就有“海内大师”和“古文宗匠”盛名。

安徽博物院收藏多幅吴汝纶书法作品，其中两幅有题名上款的条屏，我见到颇为兴奋。尤其是一幅带“海门”上款者，在博物院季永先生帮助下目睹真迹原图，如暗室逢灯，绝渡遇舟，顿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

“海门”者，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之祖父也。其名朱道海，又名文涛，字维祯，号海门，晚清廪贡生（秀才）。《朱氏宗谱》说他“夙具颖悟，年十三塾课能拈笔成章”，后在桐城孔城镇主持桐乡书院，“一时从游者众，门多桃李”。不论是朱光潜先生自己写的自传，还是诸多学者所著朱光潜评传及生平思想研究类著作，往往都会提到朱先生祖父朱道海（海门）“与吴汝纶颇有交谊”。但究竟有怎样的交谊，史实何在？除朱先生嫡孙宛小平的《朱光潜年谱长编》提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海门主持八修《朱氏宗谱》曾请吴汝纶作序外，再无其他确凿证据。这幅书法条幅，可谓以铁一般事实说明，吴汝纶与朱海门确实“颇有交谊”。

此幅书法的文字为：“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难可经务。 海门尊兄大人詧书。挚甫吴汝纶。”如此内容，不仅充分表现桐城派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而且反映吴汝纶看不起甚至讨厌那些纸上谈兵、难堪实务的“文学之士”。朱道海（海门）生于道光辛卯（1831）九月二十九日，比吴汝纶大九岁，故吴题“海门尊兄大人詧书”。此处“詧”是“察”的异体字，有明察、辨析之义，传达吴汝纶将自己的见解写出与朋友分享，请朋友体察的意思。当然，从中也可体味出吴汝纶将朱海门视为知己，引为同调的情愫。

对朱光潜研究，我下过一些功夫，除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外，还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并撰写出版多部著作。这次偶见吴汝纶手迹，解决朱先生研究的一个疑团，自是喜不自胜。

安徽博物院的另一幅吴汝纶所题上款为“槃君”的作品，拐个弯也与朱光潜有雪泥鸿爪的关系。朱先生晚年回忆青年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情景曾写道：“我在香港大学梅舍（May Hall）小书斋里墙壁上，挂着请乡先辈方槃君（常季）先生替我写的‘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他解释这被作为座右铭的四个大字说：恒，就是恒心、毅力，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恬，就是恬淡、简朴，不贪图物欲享乐、不追求利禄虚名；诚，就是诚实、忠恳，襟怀坦白、不自欺欺人；勇，就是勇气、志气，要奋力拼搏进取。

书写“恒恬诚勇”四个大字的方槃君，即桐城人方守敦（1865-1939），字常季，号槃君。其父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清后期知名理学家和文人，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有《柏堂全书》行世，日本有“柏堂学”研究。方守敦（槃君）壮年追随吴汝纶，致力于变法维新，曾跟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襄助吴汝纶创办安徽最早的新式学堂桐城中学。他中年后专力于诗学和书法，有诗集《凌寒吟稿》六卷传世，该诗集由其嫡孙、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舒芜（本名方管）先生整理刊行。他的书法市面上流传很少，较有影响者是桐城中学校园东侧立有四方形石柱，上有两组阴刻对联铭文，其东西两面联文即为方槃君所书：“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上款为“集六朝人文句”，下款为“乙丑三月方守敦”。

乙丑年为1925年，迄今已近一个世纪。其石柱在战火中未被破坏，让我们能够领略和欣赏桐城派书家方槃君先生“鸷骜苍硬，体兼分隶”书法的风采，可谓幸甚矣。

吴汝纶这幅条屏是一首自作诗：“东海文明有本初，当时渐被盛何如？谁知岸谷多迁改，更向扶桑问秘书。 槃君老弟诗家正句。吴汝纶。”从诗意看，此诗应系吴汝纶晚期所作，表达他对中华文明原本兴盛，可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如今却要向接受中国文化滋养的日本学习，字里行间透露出深刻反省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感慨。他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考察教育，吸收西学营养，便是“更向扶桑问秘书”的具体实践。

此处“秘书”一词，暗含用典。盛唐开元年间，日本曾派多批遣唐使团和留学生来长安学习。其中日本贵族子弟阿倍仲麻吕（698—770），倾慕中国文明，取汉语名晁衡，于国子监太学完成学业，一举考中进士，执意长留大唐。他在唐朝生活多达37年，先任唐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后迁任门下省左补阙、左拾遗、秘书监、左散骑常侍、镇南节度使等多种官职。作为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晁衡传播大量中国典籍和文化到日本，同时也与唐朝许多诗文大家结下深厚友谊，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均有诗文唱和，王维赠其诗的标题就是《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这里“更向扶桑问秘书”句，即隐含晁衡的典故。

吴汝纶以晚清名臣、著名学人和教育家著称，并非以书法家名世。其实，吴汝纶作为曾入内阁中书的同治年间进士，其书法帖学功底扎实，楷行兼擅，刚柔相济，朴茂多姿，既有颜体的厚重劲健之态，又有王书遒媚灵动之味，极富文人书法的风致。就这两幅作品来说，前者（题款“海门”者）细骨丰肌，清秀雅致；后者（题款“槃君”者）浑厚苍劲，气骨开张；两者皆沉稳而富有变化，于楷行中杂以草书，雄健而洒脱，谨严而秀逸，在文人书法中别具格调和风貌。

书法之道，当今更多把它仅仅看作一种书写技艺，即我们更多从书艺技巧角度谈论书法的高下优劣及价值。其实，书法作为文字书写的高级形态，不仅本身是一种书写艺术，也是传达

在这个意义上，古人书法与今人书法不同，因其所书多为自己对人生世态的独到体悟和认识，常常具有超越书法之外的多重价值。

3月29日至4月1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结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去年11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华，同行的还有约200名马来西亚工商界人士。

据马新社4月1日报道，安瓦尔当天在马中商业论坛上表示，两国商家已签署19份谅解备忘录，让马来西亚获得170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646亿元）的投资承诺，再创历史新高，彰显了中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安瓦尔表示，马方将与中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并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经济合作。

据马媒《东方日报》3月24日报道，安瓦尔政治秘书曾敏凯称，安瓦尔此次访华不只着重于商业效果，还与国际关系与影响力有关，安瓦尔应被视为整个东南亚区域的代表，他的出访是“以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踏入了国际舞台”。

在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兹祖丁（Mohd Azizuddin Mohd Sani）看来，安瓦尔“毫无疑问地”在海外塑造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形象，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而这也将为马来西亚吸引更多的合作。

安瓦尔此次访华为期四天，3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安瓦尔。4月1日欢迎仪式后，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同安瓦尔举行了会谈。

今年开年以来，亚洲是安瓦尔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按照惯例，马来西亚新总理首度出访都会前往邻国印度尼西亚。1月，安瓦尔应邀访问印尼，并与印尼总统佐科讨论了参与印尼新首都努桑塔拉建设、两国边界划分以及印尼外劳等问题。

随后安瓦尔于1月30日到访另一邻国新加坡，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签署涉及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与数据保护协议的三项双边协议，获得了高达40亿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06亿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两国还将促进马新高铁、柔新捷运系统等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网站此前公布数据，到2025年，数字经济预计能够为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25.5%。3月1日至2日，安瓦尔访问菲律宾并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面。

安瓦尔也将脚步迈出了东南亚。2月14日至16日，土耳其震后不久，安瓦尔即访土表达慰问并通报援助情况；3月22日至24日，安瓦尔出访沙特阿拉伯，《日经亚洲》刊文称其有意与沙特修复自“一马弊案”（1MDB事件）后降温的两国关系，提振马来西亚在中东的影响力。

3月27日，安瓦尔在访华前赴柬埔寨展开为期一天的访问。在加强两国多个领域的合作之外，安瓦尔还向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感谢，因柬埔寨政府协助马来西亚将287名打工骗局受害者带回马来西亚。“我必须向首相（洪森）道谢，因为在我们不得不处理打工骗局课题时，柬埔寨是最积极给予协助的国家之一。这一事件影响到你们（柬埔寨）的公民，但你们还是帮我们带回了287名马来西亚的骗局受害者。”安瓦尔说，他试图为过去一年东南亚沸沸扬扬的柬埔寨“猪仔案”画上休止符。

在为本国招商引资、提升国际能见度的同时，安瓦尔多次强调团结、多元、“包容的伊斯兰”等价值导向，还试图为马来西亚乃至东盟国家构建一个整体的区域整体发展理念，个人风格鲜明。

据外交部网站，3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安瓦尔。习近平谈及了安瓦尔提出的建设“昌明大马”（Malaysia Madani）理念，指这一理念把发展和人民放在中心地位。

今年1月19日，安瓦尔首次宣布并介绍了自己的“昌明大马”理念。这一理念包含六大原则，即永续（Kemampanan）、繁荣（Kesejahteraan）、创新（Daya cipta）、尊重（Hormat）、信任（Keyakinan）和关怀（Ihsan）。据马来西亚《星报》3月30日报道，安瓦尔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用“昌明大马”阐释了多边合作的意义，重申人类团结的价值观。

“各位来宾，大家好！”3月30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安瓦尔用中文向全场问好。这一声问候体现了马来西亚的文化特点：作为一个有约五分之一华人人口的国家，它与中国之间不仅有经济往来，也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

“文化”是长期以来安瓦尔参与政治的关键词之一。1996年，他在《亚洲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图景：亚洲国家将走向文化自觉，并在求同存异中走向经济繁荣。安瓦尔三十多年来孜孜追求的这一理念，在其近期的外交活动中多有体现。

3月2日，安瓦尔来到菲律宾大学发表主题为“亚洲复兴30年：东盟策略启示”的演讲。他回顾了东南亚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走向团结的历史，频频引用自己敬仰的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生卒年：1861-1898年）的名句。安瓦尔引述了黎刹关于有社会公正的思想，强调拉近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保证日常必需品的稳定供应与合理价格是与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课题。他强调东盟作为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区域集团，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必须以全面合作为前进方向，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超越分歧，扩大共同点。

安瓦尔访菲期间，菲律宾作家查尔斯·阿维拉于《马尼拉时报》刊文，阐述安瓦尔如何以黎刹为师，并承袭了其思想谱系。阿维拉写道，安瓦尔喜欢引用黎刹反映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菲律宾革命是亚洲第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安瓦尔看来，其中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亚洲国家具有普遍的启发性，黎刹更因在泛马来族群中掀起反殖民统治浪潮而被誉为“马来人之骄”。

安瓦尔对黎刹的推崇背后是可以沟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泛马来主义”思潮。安瓦尔2019年就曾到访菲律宾，当时他只是国会议员、并无官职，却能获得时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接见，被认为很不寻常。在与安瓦尔会面不久后，杜特尔特公开宣称主要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人也属于马来民族。马来西亚宪法160条规定，“马来人”必须是穆斯林，杜特尔特的论述因此让持狭隘马来民族主义立场的势力颇感震惊。

对此，马来西亚评论人唐南发曾在专栏文章上表示，二战后盛行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定义其实是政治产物，将马来人和伊斯兰教捆绑是一种政治操弄的结果，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定义与印尼、菲律宾等国并不相同。由此来看，安瓦尔对菲律宾的多次访问、对黎刹的推崇和对更宽泛的马来人定义的讨论，表露出其有意打破壁垒、推动对话的意图。

“横向对比来看，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如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印尼现任总统佐科是‘实干派’，强调经济发展、落实项目等；纵向对比来看，安瓦尔作为马来西亚总理的风格不同于穆希丁、伊斯迈尔等前任，而更接近与他势不两立的马哈蒂尔。”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告诉澎湃新闻，“安瓦尔和马哈蒂尔不仅仅能干实事，还喜欢在行动和讲话中表现自己的哲学思维。”

安瓦尔的思想底色其实是跨国伊斯兰学生运动。就读大学时，安瓦尔担任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学生联盟主席。1971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创立了“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1974年，他因领导反对北部农村贫困状况的示威活动而被判入狱20个月。

“上世纪70年代，安瓦尔受到风靡全球的伊斯兰学生运动风潮影响，与土耳其等国的政治伊斯兰、穆斯林学运势力关系密切，他当时参与的学运就具有国际视野和跨越国境的特点。”胡逸山说，“也正因如此，安瓦尔经历了一个调整自身意识形态的过程。在上个世纪担任副总理、辅佐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期间，他对自己过往的极端思想如大马来主义、伊斯兰政治等思想做了告别。”

为了成为多元族群国家马来西亚的全民领袖，安瓦尔转向新的思想，比如强调“回儒对话”、文明对话。“他曾在当时邀请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来马来西亚和本土学者詹德拉对谈。在马哈蒂尔于上世纪末将安瓦尔送进牢房后，安瓦尔在狱中消磨时光的方式也是看书，包括道家、儒家、西方经典文学等各方面的著作。”胡逸山说。

3月31日上午，安瓦尔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以“各位来宾，大家好”开场，并强调包括华语在内的多语教学是马来西亚的教育方向。教育领域的族群与语言问题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坛的敏感话题，安瓦尔的这一表态因此显得颇为珍贵。

《东方日报》曾评价称，安瓦尔的政治哲学有理性、温和、对其他文明的包容等价值观。例如，他曾向本国的华人社群提出“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口号，虽然其背后拉拢选民的意图十分明显，但这确实令华社对其有所改观。

对于安瓦尔眼下提倡的“昌明大马”理念，阿兹祖丁向澎湃新闻分析称，该理念不算新鲜，安瓦尔在担任伊斯兰学生运动领袖时就表达过类似想法。这一理念虽然基于伊斯兰教提出，但在不同社会中都有普世意义。阿兹祖丁相信，安瓦尔外交风格将吸引多国领导人成为他的朋友,相信安瓦尔会让马来西亚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至少成为一个中等大国或回到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水平。”阿兹祖丁期望道。

阿兹祖丁的乐观似乎有一定依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网站显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2年第三季度实现14.2%的两位数增长后，第四季度同比增长7%。2022年全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8.7%，远高于2021年的3.1%。阿兹祖丁向澎湃新闻表示，作为一个小国，马来西亚依赖国际合作、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内投资。“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特斯拉等许多大公司都表示有兴趣与马来西亚合作，并在马来西亚投资。”

然而，执政已满百日的安瓦尔政府的内忧越发明显，其与选民的蜜月期已算终结。《星洲日报》等五家媒体联合发起的民调显示，尽管64%的印度裔受访者和58%的华裔受访者认为安瓦尔领导的团结政府可以在未来五年内履行其选举承诺，但有多达71%的马来裔受访者对安瓦尔政府感到不满。马来裔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族群，约占该国人口七成。

“安瓦尔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振兴马来西亚经济，所以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才显得重要；第二，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胡逸山指出，“安瓦尔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马来西亚的保守伊斯兰势力，亦即所谓的‘绿潮’。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势力的思想其实和安瓦尔年轻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但人年纪大了、经历过的也不同了，安瓦尔也变成中庸派、温和派了。”

据《东方日报》3月27日报道，安瓦尔出访沙特期间，未能按照预先公布的行程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及王储穆罕默德会面，马国内反对派立即抓住机会指责这是一场“外交灾难”，并称安瓦尔在明知伊斯兰教斋月第一周有较大变数的情况下仍贸然出访，说明他“不了解沙特文化”。安瓦尔则反击称，沙特商界愿意投资马来西亚，恰恰证明了马政局稳定。

阿兹祖丁分析称，反对派的指控是想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拉低安瓦尔形象，希望马来选民在即将到来的六州选举中抵制安瓦尔领导的团结政府。“一旦人们看到安瓦尔几次出访带来的好处，这些批评并非不可克服。”

马来亚大学东盟区域主义中心主任拉胡尔·米什拉（Rahul Mishra）曾刊文称，安瓦尔需要调和与执政联盟内其他成员的分歧，兑现对社会公平的承诺，而诸如巫统现任主席兼副总理扎希德的腐败丑闻则给其政府带来直接挑战。

在宗教、族群、腐败等问题之外，经济不景气仍是马来西亚社会直面的问题。安瓦尔在访问柬埔寨期间特地关注了打工骗局问题，这一现象被马来西亚社会称为“卖猪仔”，被认为是经济困境的注脚之一。曾亲赴诈骗园区营救被骗人士的马来西亚州议员沈春祥分析说，和新加坡等邻国相比，马来西亚很多年轻人没有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才有至少2000多名马来西亚人（以华人为主）被骗到分布于柬埔寨和缅甸的“电诈园区”。

据路透社2月14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债务和负债目前为1.5万亿林吉特，约占GDP的82%。尽管政府债务水平高企和生活成本危机显著，安瓦尔仍坚持不会重新引入商品及服务税（GST），并推迟上调电价的计划，以避免选民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

在推动外交理念之前，安瓦尔仍需要确保马来西亚国内政局稳定、经济结构有所优化。“安瓦尔成功地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信心。安瓦尔仍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努力解决新冠疫情后的许多国内问题，特别是消除赤贫、粮食安全和发展问题。”阿兹祖丁说。

3月29日至4月1日，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结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开幕式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他去年11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华，同行的还有约200名马来西亚工商界人士。

据马新社4月1日报道，安瓦尔当天在马中商业论坛上表示，两国商家已签署19份谅解备忘录，让马来西亚获得1700亿林吉特（约合人民币2646亿元）的投资承诺，再创历史新高，彰显了中国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安瓦尔表示，马方将与中方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并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经济合作。

据马媒《东方日报》3月24日报道，安瓦尔政治秘书曾敏凯称，安瓦尔此次访华不只着重于商业效果，还与国际关系与影响力有关，安瓦尔应被视为整个东南亚区域的代表，他的出访是“以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身份踏入了国际舞台”。

在马来西亚北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阿兹祖丁（Mohd Azizuddin Mohd Sani）看来，安瓦尔“毫无疑问地”在海外塑造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形象，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而这也将为马来西亚吸引更多的合作。

安瓦尔此次访华为期四天，3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安瓦尔。4月1日欢迎仪式后，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同安瓦尔举行了会谈。

今年开年以来，亚洲是安瓦尔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按照惯例，马来西亚新总理首度出访都会前往邻国印度尼西亚。1月，安瓦尔应邀访问印尼，并与印尼总统佐科讨论了参与印尼新首都努桑塔拉建设、两国边界划分以及印尼外劳等问题。

随后安瓦尔于1月30日到访另一邻国新加坡，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签署涉及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与数据保护协议的三项双边协议，获得了高达40亿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06亿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两国还将促进马新高铁、柔新捷运系统等主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合作。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网站此前公布数据，到2025年，数字经济预计能够为马来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25.5%。3月1日至2日，安瓦尔访问菲律宾并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会面。

安瓦尔也将脚步迈出了东南亚。2月14日至16日，土耳其震后不久，安瓦尔即访土表达慰问并通报援助情况；3月22日至24日，安瓦尔出访沙特阿拉伯，《日经亚洲》刊文称其有意与沙特修复自“一马弊案”（1MDB事件）后降温的两国关系，提振马来西亚在中东的影响力。

3月27日，安瓦尔在访华前赴柬埔寨展开为期一天的访问。在加强两国多个领域的合作之外，安瓦尔还向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感谢，因柬埔寨政府协助马来西亚将287名打工骗局受害者带回马来西亚。“我必须向首相（洪森）道谢，因为在我们不得不处理打工骗局课题时，柬埔寨是最积极给予协助的国家之一。这一事件影响到你们（柬埔寨）的公民，但你们还是帮我们带回了287名马来西亚的骗局受害者。”安瓦尔说，他试图为过去一年东南亚沸沸扬扬的柬埔寨“猪仔案”画上休止符。

在为本国招商引资、提升国际能见度的同时，安瓦尔多次强调团结、多元、“包容的伊斯兰”等价值导向，还试图为马来西亚乃至东盟国家构建一个整体的区域整体发展理念，个人风格鲜明。

据外交部网站，3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安瓦尔。习近平谈及了安瓦尔提出的建设“昌明大马”（Malaysia Madani）理念，指这一理念把发展和人民放在中心地位。

今年1月19日，安瓦尔首次宣布并介绍了自己的“昌明大马”理念。这一理念包含六大原则，即永续（Kemampanan）、繁荣（Kesejahteraan）、创新（Daya cipta）、尊重（Hormat）、信任（Keyakinan）和关怀（Ihsan）。据马来西亚《星报》3月30日报道，安瓦尔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用“昌明大马”阐释了多边合作的意义，重申人类团结的价值观。

“各位来宾，大家好！”3月30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安瓦尔用中文向全场问好。这一声问候体现了马来西亚的文化特点：作为一个有约五分之一华人人口的国家，它与中国之间不仅有经济往来，也存在着文化上的联系。

“文化”是长期以来安瓦尔参与政治的关键词之一。1996年，他在《亚洲复兴》（The Asian Renaissance）一书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图景：亚洲国家将走向文化自觉，并在求同存异中走向经济繁荣。安瓦尔三十多年来孜孜追求的这一理念，在其近期的外交活动中多有体现。

3月2日，安瓦尔来到菲律宾大学发表主题为“亚洲复兴30年：东盟策略启示”的演讲。他回顾了东南亚在反帝反殖民斗争中走向团结的历史，频频引用自己敬仰的菲律宾民族英雄黎刹（生卒年：1861-1898年）的名句。安瓦尔引述了黎刹关于有社会公正的思想，强调拉近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保证日常必需品的稳定供应与合理价格是与经济发展一样重要的课题。他强调东盟作为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区域集团，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必须以全面合作为前进方向，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超越分歧，扩大共同点。

安瓦尔访菲期间，菲律宾作家查尔斯·阿维拉于《马尼拉时报》刊文，阐述安瓦尔如何以黎刹为师，并承袭了其思想谱系。阿维拉写道，安瓦尔喜欢引用黎刹反映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的小说《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菲律宾革命是亚洲第一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安瓦尔看来，其中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亚洲国家具有普遍的启发性，黎刹更因在泛马来族群中掀起反殖民统治浪潮而被誉为“马来人之骄”。

安瓦尔对黎刹的推崇背后是可以沟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泛马来主义”思潮。安瓦尔2019年就曾到访菲律宾，当时他只是国会议员、并无官职，却能获得时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接见，被认为很不寻常。在与安瓦尔会面不久后，杜特尔特公开宣称主要信仰天主教的菲律宾人也属于马来民族。马来西亚宪法160条规定，“马来人”必须是穆斯林，杜特尔特的论述因此让持狭隘马来民族主义立场的势力颇感震惊。

对此，马来西亚评论人唐南发曾在专栏文章上表示，二战后盛行于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定义其实是政治产物，将马来人和伊斯兰教捆绑是一种政治操弄的结果，马来西亚的马来人定义与印尼、菲律宾等国并不相同。由此来看，安瓦尔对菲律宾的多次访问、对黎刹的推崇和对更宽泛的马来人定义的讨论，表露出其有意打破壁垒、推动对话的意图。

“横向对比来看，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如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印尼现任总统佐科是‘实干派’，强调经济发展、落实项目等；纵向对比来看，安瓦尔作为马来西亚总理的风格不同于穆希丁、伊斯迈尔等前任，而更接近与他势不两立的马哈蒂尔。”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逸山告诉澎湃新闻，“安瓦尔和马哈蒂尔不仅仅能干实事，还喜欢在行动和讲话中表现自己的哲学思维。”

安瓦尔的思想底色其实是跨国伊斯兰学生运动。就读大学时，安瓦尔担任马来西亚全国穆斯林学生联盟主席。1971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创立了“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1974年，他因领导反对北部农村贫困状况的示威活动而被判入狱20个月。

“上世纪70年代，安瓦尔受到风靡全球的伊斯兰学生运动风潮影响，与土耳其等国的政治伊斯兰、穆斯林学运势力关系密切，他当时参与的学运就具有国际视野和跨越国境的特点。”胡逸山说，“也正因如此，安瓦尔经历了一个调整自身意识形态的过程。在上个世纪担任副总理、辅佐时任总理马哈蒂尔期间，他对自己过往的极端思想如大马来主义、伊斯兰政治等思想做了告别。”

为了成为多元族群国家马来西亚的全民领袖，安瓦尔转向新的思想，比如强调“回儒对话”、文明对话。“他曾在当时邀请新儒家学者杜维明来马来西亚和本土学者詹德拉对谈。在马哈蒂尔于上世纪末将安瓦尔送进牢房后，安瓦尔在狱中消磨时光的方式也是看书，包括道家、儒家、西方经典文学等各方面的著作。”胡逸山说。

3月31日上午，安瓦尔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以“各位来宾，大家好”开场，并强调包括华语在内的多语教学是马来西亚的教育方向。教育领域的族群与语言问题一直是马来西亚政坛的敏感话题，安瓦尔的这一表态因此显得颇为珍贵。

《东方日报》曾评价称，安瓦尔的政治哲学有理性、温和、对其他文明的包容等价值观。例如，他曾向本国的华人社群提出“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口号，虽然其背后拉拢选民的意图十分明显，但这确实令华社对其有所改观。

对于安瓦尔眼下提倡的“昌明大马”理念，阿兹祖丁向澎湃新闻分析称，该理念不算新鲜，安瓦尔在担任伊斯兰学生运动领袖时就表达过类似想法。这一理念虽然基于伊斯兰教提出，但在不同社会中都有普世意义。阿兹祖丁相信，安瓦尔外交风格将吸引多国领导人成为他的朋友,相信安瓦尔会让马来西亚在全球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至少成为一个中等大国或回到曾经的亚洲四小虎之一的水平。”阿兹祖丁期望道。

阿兹祖丁的乐观似乎有一定依据。马来西亚统计局网站显示，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2年第三季度实现14.2%的两位数增长后，第四季度同比增长7%。2022年全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8.7%，远高于2021年的3.1%。阿兹祖丁向澎湃新闻表示，作为一个小国，马来西亚依赖国际合作、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内投资。“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特斯拉等许多大公司都表示有兴趣与马来西亚合作，并在马来西亚投资。”

然而，执政已满百日的安瓦尔政府的内忧越发明显，其与选民的蜜月期已算终结。《星洲日报》等五家媒体联合发起的民调显示，尽管64%的印度裔受访者和58%的华裔受访者认为安瓦尔领导的团结政府可以在未来五年内履行其选举承诺，但有多达71%的马来裔受访者对安瓦尔政府感到不满。马来裔是马来西亚的多数族群，约占该国人口七成。

“安瓦尔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振兴马来西亚经济，所以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才显得重要；第二，是要巩固自己的政权。”胡逸山指出，“安瓦尔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马来西亚的保守伊斯兰势力，亦即所谓的‘绿潮’。非常讽刺的是，这些势力的思想其实和安瓦尔年轻的时候是差不多的。但人年纪大了、经历过的也不同了，安瓦尔也变成中庸派、温和派了。”

据《东方日报》3月27日报道，安瓦尔出访沙特期间，未能按照预先公布的行程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及王储穆罕默德会面，马国内反对派立即抓住机会指责这是一场“外交灾难”，并称安瓦尔在明知伊斯兰教斋月第一周有较大变数的情况下仍贸然出访，说明他“不了解沙特文化”。安瓦尔则反击称，沙特商界愿意投资马来西亚，恰恰证明了马政局稳定。

阿兹祖丁分析称，反对派的指控是想在伊斯兰教问题上拉低安瓦尔形象，希望马来选民在即将到来的六州选举中抵制安瓦尔领导的团结政府。“一旦人们看到安瓦尔几次出访带来的好处，这些批评并非不可克服。”

马来亚大学东盟区域主义中心主任拉胡尔·米什拉（Rahul Mishra）曾刊文称，安瓦尔需要调和与执政联盟内其他成员的分歧，兑现对社会公平的承诺，而诸如巫统现任主席兼副总理扎希德的腐败丑闻则给其政府带来直接挑战。

在宗教、族群、腐败等问题之外，经济不景气仍是马来西亚社会直面的问题。安瓦尔在访问柬埔寨期间特地关注了打工骗局问题，这一现象被马来西亚社会称为“卖猪仔”，被认为是经济困境的注脚之一。曾亲赴诈骗园区营救被骗人士的马来西亚州议员沈春祥分析说，和新加坡等邻国相比，马来西亚很多年轻人没有好的工作机会，所以才有至少2000多名马来西亚人（以华人为主）被骗到分布于柬埔寨和缅甸的“电诈园区”。

据路透社2月14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债务和负债目前为1.5万亿林吉特，约占GDP的82%。尽管政府债务水平高企和生活成本危机显著，安瓦尔仍坚持不会重新引入商品及服务税（GST），并推迟上调电价的计划，以避免选民可能出现的不满情绪。

在推动外交理念之前，安瓦尔仍需要确保马来西亚国内政局稳定、经济结构有所优化。“安瓦尔成功地为马来西亚的政治和经济带来了信心。安瓦尔仍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努力解决新冠疫情后的许多国内问题，特别是消除赤贫、粮食安全和发展问题。”阿兹祖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