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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怎么死的相关介绍,1 4月11日是韩文涛回国的日子。 他是张静静的丈夫。作为山东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张静静刚刚结束了在黄冈两个月的援助任务，本来计划在4月5日回家，却突发心脏骤停。 经过全力抢救，4月6日晚，张静静还是他是张静静的丈夫。作为山东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张静静刚刚结束了在黄冈两个月的援助任务，本来计划在4月5日回家，却突发心脏骤停。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张静静只有32岁，她的丈夫韩文涛长期在非洲工作，刚满5岁的孩子留在老家。
受疫情影响，张静静去世后，远在非洲的丈夫无法第一时间回国。经外交部多方协调，韩文涛将于4月11日从塞拉利昂乘包机到布鲁塞尔，从布鲁塞尔回国。
张静静的悲剧发生后，让人开始担心那些从一线回来的医务工作者的身心健康。
自1月下旬开始，来自全国各地共有343支医疗队、三万多名医疗人员支援湖北，与当地的医疗工作者一同并肩作战。
而他们，还只是这场疫情里全国医疗工作者的缩影。全国各地还有数不清的医护工作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场战役加倍地付出。
对于所有身处抗疫一线的医疗工作者来说，死亡，是他们要为自己的这份职业付出的最为惨痛的代价。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4日，全国至少有59名医务工作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幸去世。而在他们之中，至少有20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至少有53人是在抗疫一线牺牲。
而更不为人知的是，这些医护工作者可能会长期受到心理疾病困扰。
世卫组织在2003年出版的《紧急情况下的心理健康》提到，大型灾难发生一年内，超过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长期心理干预。
此次疫情，很容易让人想起17年前的SARS。
那次疫情过后，在一线牺牲的医疗工作者身后，留下后遗症的是他们饱受折磨的家人。
2003年非典，北大人民医院共有93名医护人员相继病倒，其中91人在日后的治疗中陆续康复，2人不幸病逝。
和刚刚离开的张静静一样，王晶离开的时候也只有32岁。在她的追悼会上，有这样一个画面令人心碎：
年仅7岁的女儿佟艺捧着妈妈的照片。
事实上，在王晶去世前，家人一直对她的女儿隐瞒王晶的病情。直到王晶病逝，家人不得不告诉了佟艺真相。
佟艺只在刚刚得知妈妈去世消息的那一天在家人面前哭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再向家人提起过妈妈。
但很快，王晶的丈夫佟险锋就发现，女儿佟艺开始偷偷地在夜里起床，不声不响地对着家里的电脑发呆。
后来，佟险锋才发现，女儿佟艺把网上很多缅怀妈妈的文章都摘录下来，收集在那台电脑文件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成了她唯一能表达思念的方式。
王晶在临终前反复叮嘱的就是佟艺的学习，在她发给佟艺的短信里，有这么一条：
妈妈谢谢你，你要听话，好好学习，妈妈为了你跟爸爸好好活着。
佟艺说，妈妈总希望她考100分，这也成了王晶去世后，佟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信念。
本来在一家外资企业做技术工种的丈夫佟险锋，在王晶去世后，在满负荷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下，开始在工作上开始出现差错，不久后就辞职了。
很久以后，他形容自己那段时间里的状态就是：什么都不想做，整天就是坐在那发呆。当时那种状态，怎么说呢？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即便是在疫情中被感染后幸运痊愈的医护人员，死里逃生后，他们依然有很多要面对的“疫情后遗症”。
在2003年的非典抗疫中，这种“疫情后遗症”普遍体现为伴随终生的病痛和因此导致的人生改变与家庭变故。
非典过去后，有一些死里逃生的患者，却被查出了患有严重的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疾病，成了“非典后遗症患者”，终生与病痛为伴。
在北京，有超过300人被确诊为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之中有近一半是当年因公感染非典的一线医护人员。
武震是北京花乡医院的内科护士，非典时正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非典痊愈四个月后，她被查出非典后遗症，全身除了两个肘关节，其余股骨头全部坏死。
而在“非典后遗症”下，这些曾经的一线医护人员，被摧毁的不只是健康，还有自己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
曾经是一家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的余胜光，在非典早期临危受命，负责当时医院的整个非典病区，那年，他48岁。
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余胜光感染了非典，一度被专家当成死亡病例研究。
从开始的发烧、胸闷到后来的心衰、肾衰、肺满布阴影，余胜光在治疗过程中报过三次病重，三次病危，最后死里逃生。
出院以后，余胜光的“抗非”事迹得到了认可，他也得到了荣誉，但荣誉的代价是巨大的：多系统多脏器的并发症、后遗症一直在折磨着他，骨头 8 处坏死、肺纤维化、肺结核、病毒性心肌炎、糖尿病、左肾结石、多发性末梢神经炎、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
因为“非典后遗症”，余胜光根本无法继续以前的工作，他再也没有拿过奖金和年终奖，曾经意气风发的他不得不面对未到退休年龄就得办理病退的现实。而后续巨大的营养费、护理费和治疗费用又摆在眼前，他在经济上也开始出现困难。
但生活的压力不只来自于此，当初因为余胜光感染非典，2003年4月初，余胜光正在上高三的女儿被学校“轰”回了家，一个补课老师也请不到，在高考前最关键时期一个人呆在家里，最后只勉强考上了北京一所普通大学。
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对家人的愧疚……想到这些，余胜光整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得病以后，余胜光几乎和所有的朋友都断绝了来往，他从来不主动打电话，朋友要来看他，也被他一口回绝。
后来，北京因公感染非典后出现“非典后遗症”的医护人员被安排到了小汤山医院做康复治疗，在心理测试中，余胜光被诊断出存在中、重度抑郁症状。
3月，意大利有2名护士因感染新冠病毒自杀，尽管还不确定他们确切的自杀原因，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工作压力和担心自己会感染他人都与此相关。
如今国内的抗疫形势虽然已经好转，但对不少医护人员来说，抗疫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的身心压力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的。
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心理学教授官锐园通过网上问卷，调查了311名疫情期间武汉一线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结果显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参与调查者曾经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希望得到网上或电话心理咨询服务。
对于一线医护人员来说，从疫情高峰时期到后疫情时期，最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就是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虽然医护人员是一个在日常工作里常要面对生离死别的群体，但在大规模的疫情下，每天都有病人离开，死亡带来的压力远超出他们所能承担的范围。
即便当时不觉得有什么，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由于高强度工作还处于亢奋状态，一旦这种亢奋状态停止，很多问题都会暴露出来。
一位医生这样描述他在武汉早期床位紧缺时的挫败情绪：
看着危重的病人只能住在普通病房，因为床位和医疗资源的限制失去最佳的治疗机会，这是他作为一名医生，感到最痛心的事。
医务人员的伤亡也是医护群体产生心理创伤的直接原因。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他的最后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疫情里许多人倾诉烦恼的树洞，“李文亮”这个名字也成为了许多普通人对于这场疫情伤痛记忆代表。
2月18日，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感染新冠肺炎，抢救无效殉职。对于院内的许多医生和护士来说，刘智明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的离开，让他们觉得整个团队失去了主心骨。
除此之外，为了抢救刘智明，医院动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先进手段，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这让武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一度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丧失信心。
所幸，早有人注意到了医护工作者的问题。
2月21日，上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这批医疗队共50人，全部都是精神卫生专业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
他们到武汉的工作是：保障在武汉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同时兼顾到患者的心理健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是上海第九批援鄂医疗队的队长，他在武汉的时候，也碰到过不少出现自责情绪的医生。他说：
特别是武汉当地的医生，他们看到了很多的患者，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抢救，但结果还是有人离世了；或者听到自己的同事、自己认识的人染病后抢救无效去世，这种心理打击还是非常大的。
3月18日，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网站上线了一篇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刘肇瑞主任主持的调查研究论文，这篇研究论文认为，在中国新冠疫情中，有1/6的医护人员存在心理困扰。
基于研究者自2020年2月17日至24日对中国大陆31个省、348家医院的4679名医生和护士的调查数据分析，心理困扰、焦虑症状和抑郁症状的患病率分别为15.9％，16.0％和34. 6％。
3月23日，《美国医学会杂志》也线上发布了一篇题为《在暴露于新冠病毒肺炎 (COVID-19) 的医护人员中，与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的因素》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研究基于2020年1月29日到2月3日，对34家设有发热门诊或病房的定点医院里1257 名医护人员的调查。
根据论文中的调查结果，接受调查的医护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出现了抑郁（50％）、焦虑（45％）和失眠（34％）症状，而心理困扰的比例达到了71.5％。
其中，心理问题尤为突出的是武汉市的女性医护人员，以及直接为疑似或确诊 COVID-19 患者提供诊断、治疗或护理的一线医护人员。
近日，医学网站Medscape发表一篇“讣告”，被称是“1995年创办至今，最重要、最令人心碎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这么写的：
作为一线医护人员，他们在诊疗新冠肺炎患者时，承担着艰巨的、耗费精力的工作，直面着巨大的感染的风险。全球已有百余名医护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或因并发症去世。Medscape将持续更新本文，希望他们被永远铭记。
与普通人远远不同，在这场疫情里经历过太多次生死的医护人员来说，这场疫情留下的，远非劫后余生的喜悦，而是回家后仍需要安眠药的睡眠，口罩在脸上留下的伤痕，还有许多难以面对的惨烈记忆。
对于过去我无能为力，但我永远可以改变未来。
希望从现在开始，那些在疫情中经历过伤痛、挫折和生死离别的医护工作者，能够得到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