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各路诸侯割据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再加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粮食歉收绝收。有学者统计，汉末累计发生过较大的水灾11次、大疫9次、震灾8次、旱灾6次、蝗灾5次，北方和中原一带人口锐减，导致三国初期非常缺粮。袁绍、曹操、刘备等人甚至经常没有军粮供应，因为断粮而不得不罢兵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无奈之下，军队很多时候只能有什么吃什么，史书记载较多的是吃桑葚、吃蒲蠃，吃水草，也有非常极端的情况发生!曹操自陈留起兵讨伐董卓以来，就经常苦恼粮食问题。在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关东诸侯却各怀异志，没有人愿意出击，曹操独自出击结果被董卓部将徐荣击败。曹操于是决定回扬州募兵，招募了四千多人，可是由于军粮缺乏，新兵哗变叛逃，最后只剩下500多人。后来曹操东征陶谦，因粮食不足，只好中途退兵。和吕布争夺兖州的时候，也一度因粮食不足，只好双方罢兵自守，继续军粮。
汉献帝和文武百官从长安逃回到洛阳后，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粮食极度奇缺，州郡各拥强兵，但没有人贡献出来。百官只好自己外出挖野菜充饥，有的就饿死在墙壁间，形势可谓非常危急。荀彧建议曹操迎请汉献帝，曹操到洛阳迎汉献帝，因为军粮吃光了，将士们差点饿死，幸亏新郑令杨沛拿出储存的桑葚干来充饥，才度过危难。因为在兴平末年(195年)，新郑遭灾荒，百姓多饥穷。于是杨沛叫民众大量储蓄桑葚、野豆，积蓄了千余斛，以备度荒，结果没想到这些储备最后救了曹操的军队，杨沛后来也投靠了曹操，成为曹魏的官员。
袁绍和袁术兄弟也是一样，史书记载“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和曹操一样袁绍的军队也曾经依靠吃桑葚度日，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桑葚可以给他们吃。两汉之时，特别注重农桑之事，可以说家家户户都种桑树，因为需要靠养蚕来织布，所以政府鼓励民众多植桑树，而且可以遇到饥荒时靠桑葚度日。蒲蠃(pu luo)，就是蚌蛤、海螺一类的贝类。袁术因为在江淮地区，水网密布所以吃各种蚌类、贝类的东西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了，有啥吃啥，甚至连水草都一起吃。
桑葚、水草、蒲蠃这些东西做军粮还都可以理解，但是令人发指的时，在极端的情况下，都有自相啖食的情况发生。郭颁《魏晋世语》中记载，早期曹操军队曾经严重缺粮，当时程昱想办法为曹操解决问题，于是在自己的县城里(东阿县)强夺粮食，为曹军供应三日的粮食，这些粮食当中据说更有不少人的肉干。这些行为令程昱的声誉受到严重的打击，更很可能是他毕生位不至三公的重要原因。《三国志》注引《英雄记》曰：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遂使吏请降布。刘备在和吕布的争夺徐州时，曾经逃到广陵，饥饿困败，曾经发生了自相啖食的惨剧，无奈之下刘备只好投降了吕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粮食就没有争夺天下的资本。缺粮的问题直到公元196年才逐渐解决，曹操定都许昌后，开始施行屯田，当年得谷数百万斛。后来大范围的屯田开始，在曹操控制范围内，每州都设置屯田。吴、蜀两国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也都进行了屯田，才逐步缓解了三国初期的缺粮问题。
山东潍坊峡山区出现蝗灾，4个村约1000亩玉米杆被啃，其中500亩预计减产三成，另500亩预计减产二成。记者忧心忡忡采访，村民却笑得合不拢嘴，说：“要是明年再来一次蝗灾就好了！”
2017年9月7日，山东潍坊峡山区太保庄街道南刘家庄村出现大量蝗虫，这些蝗虫在玉米地里铺天盖地地飞舞着，啃食着玉米杆和玉米叶，导致部分玉米苗受损。
9月8日，蝗虫越来越多，开始向旁边村庄蔓延，西齐家屯、新庄、康家屯先后受害，4个村庄约1000亩地玉米都被啃食了，这是大面积蝗灾，恐怕是要减产严重了，而且蝗灾扩散，附近其他地方恐怕也要遭殃了。
记者：“先生，你们这么多人是要去哪里啊？”
记者：“你们这么多人，都是来抓蝗虫的？”
男子：“是啊，我们来晚了，已经被抓没了。”
记者了然，找人买了2斤蝗虫就回去写报道了。
另一个记者早早就进了南刘家庄，拍下了蝗虫漫天飞舞的样子，还拍摄了蝗虫啃食玉米杆的样子，对此忧心忡忡，生怕当地收成降低太厉害，农民伯伯白干了一年，而且蝗虫吃完一片就会迁移，其他地方估计也要遭殃了。
没想到才2天过去，四个村庄的蝗虫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少了下去，原来满天都是蝗虫，现在只有零星的一点蝗虫了，而且还有很多人在捕捉蝗虫。
大爷乐呵呵地说：“那是肯定的，昨天出现蝗虫，晚上就有大批玉米杆被吃光了。”
记者：“哎，实在太可怜了，辛辛苦苦一年，却遇到蝗灾，收成要下降了！”
村民乐了，笑到：“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还希望明年再来一次呢！”
村民：“我一小时就能抓10斤，昨晚上抓了100斤蝗虫，30元一斤卖了3000块，这都比玉米收入强多了。可惜抓的人太多了，就只抓了2天，蝗虫就没了。”
蝗虫过境，颗粒无收，这不是说说的，在古代每逢大旱，就形成了蝗虫生存的有利条件，于是蝗虫就会成批成批出现，白天它们迁徙，晚上落在植被中，将这一片地方的植物啃食干净，所以每次蝗虫过境，庄稼就遭殃了。
很久以前，面对蝗虫过境，百姓们只能拿起铁楸去驱赶，这样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而蝗灾一般都伴随着大旱，出现蝗灾的时候，基本上庄稼都颗粒无收，于是很多百姓被饿死。
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蝗灾，连长安都不能幸免，李世民到皇庄里面视察，看着蝗虫们趴在庄稼上啃食，忧心不已，愤然抓起两只蝗虫扔入嘴中，咀嚼了起来。
李世民还大声喊道：“这些都是老百姓的粮食，是老百姓的命，你们不要吃了，要吃就去我的肚子里面，吃我的肉，吃我的心吧。”
一旁百姓看呆了，大臣和太医也吓住了，赶紧查看，幸好李世民并没有因为吃蝗虫产生什么不适，否则就罪过大了。
那时候老百姓对于蝗灾是敬畏的，根本不敢去打杀它们，只会去驱赶，可是经过李世民这一折腾，百姓们对蝗虫的敬畏之心去了大半，有人效仿李世民，抓了蝗虫烤着吃。
这一次就不得了了，他们发现蝗虫肉味道还不错，在那个吃不饱的年代，大家很快效仿了起来，于是大批大批的蝗虫被百姓抓了烤来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蝗灾的继续扩散。
不过人力又穷，仅靠百姓捕抓是不够的，后来在一代又一代聪明的华夏人研究下，找出了蝗灾爆发的规律，原来是大旱导致水位降低，那些地方成了蝗虫卵滋生的去处。
于是百姓们引水灌溉，翻垦土地，减少蝗虫的生存地，渐渐地中国蝗灾少了很多。如今，又有了蝗虫的灭杀药剂，进一步遏制了蝗灾。
在经历了几天的抓捕后，潍坊峡山区的蝗灾只剩下零星的一些了，9月11日，无人机在玉米地里面喷洒药剂，将剩余的那些蝗虫灭杀掉了，一场古时候谈之色变的蝗灾，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了。
其实经历了时代变迁，蝗虫在北方已经成为了一道食材，油炸蝗虫就是当地很有名的一道菜，甚至还有人特地饲养蝗虫去卖，市场价也要二三十元一斤，当然比起野生的售价要低一些。
中国人是富有探索精神的，一开始面对这些灾难，或许还会手足无措，但随着人们的研究，开发出这些物种的新功能，这些灾难通常不仅会被消灭掉，甚至还会产生经济价值。
就比如当年的小龙虾，一开始泛滥成灾，严重危害了本土生物的生存，但随着小龙虾吃法的开发，如今只有靠人工养殖，才能供应出如此大的量。
#剑网3缘起#大唐开元年间，虽天下昌定，但蝗灾患处，流寇孳生。开元十一年稻香村北山，有逃难母子被流寇伏击，遇无名大侠舍生搭救，自己却坠下山崖...九天云涌，怀璧为罪，这位无名大侠是谁？所救之人最后结果如何？山雨欲来的朝堂和江湖跟稻香村又有哪些联系？#天宝说#第十期 —— 《无名大侠》CG背后的故事。
民国初期，军阀更替频繁，内战连绵，在山东这片土地上，蝗灾，旱灾灾害不断，再加上连年欠收，天灾人祸，使得民不聊生，在这期间，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匪相继而生，他们成群结伙，恃强凌弱，为害一方，当年活动与山东山中南部沂蒙山区的土匪刘黑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刘黑七自幼家庭贫寒，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因为他多年闯荡江湖，走南闯北，与官方上下频繁接触，又与其他土匪，流氓势力相互勾结，因此就养成了事事玩心眼，处处用计谋，时时耍手段的伎俩，他做事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狡猾善变，始终尊奉的信条是“墙头草，两边倒”，谁给的钱多，有油水捞，许的官大，就跟着谁干，他曾跟随何应钦当过师长，跟着阎锡山当过军长，跟着宋哲元当过剿匪司令，跟着张学良当过混成旅长，跟着韩复渠当过山东省警备区副司令，还两次投降日寇，做了汉奸，后续又跟着于学忠当了师长，再到后面，无利可占的时候，他索性又回到了鲁南的深山里，又做起了他的土匪头头，总之，刘黑七是一个不受约束，不吃亏，朝情慕楚，反复无常，狡猾刁怪的惯匪。
1943年下半年的时候，刘黑七在山东费县柱子一带，烧杀抢劫，为非作歹，疯狂摧毁群众抗日活动，袭击八路军下辖的地方武装，杀害抗日干部，鲁西南的八路军军区首长根据山东军区的指示，为了配合鲁中，清河地区的反扫荡斗争和从根本上改变鲁西南的斗争形势，决定集中鲁西南的兵力发起剿灭刘黑七土匪势力的战役。根据以往的经验和刘黑七本人的个人特点，八路军采取一系列新的对策，以假乱真，麻痹敌人，以达到最后彻底消灭的目的。
首先，八路军在政治上对刘黑七进行麻痹，抓住刘黑七是一个孝子的特点，和他打感情牌，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派人往来，借此来了解刘黑七匪窝的具体情形。其次，是军事行动上的麻痹，八路军用小股武装的方式向刘黑七的驻地进行袭扰，使得刘黑七的匪帮势力忙于应付，非常的疲惫，渐渐就放松了警惕。最后，就是精神上的麻痹，刘黑七喜欢听书，八路军投其所好，派出军区的宣传员化装成说书的，在刘黑七的驻地连说了10几天的书，使得刘黑七乐此不疲，失去了最后的防范之心。
1943年11月15日的下午，鲁西南的八路军部队向刘黑七的匪帮巢穴东柱子村发起了突然攻势，刘黑七设下的两道外围防线被八路军部队轻松攻破，刘黑七不甘心失败，仍然负隅顽抗，做着最后的挣扎，经过一番激战，刘黑七的土匪势力被全部浇灭。
而匪首刘黑七支身在逃亡的时候，负隅顽抗，被八路军的战士用步枪给当场击毙，这场战斗结束之后，附近的老百姓闻讯，纷纷赶来祝贺八路军的胜利，感谢八路军为当地的人民除掉了大害，使得一方的治安问题得到了舒缓，八路军将刘黑七的尸体拉回了山东费县，由当地的民兵抬着到各村游行示众，这个穷凶极恶的匪首，捞到这样的下场，也是咎由自取！
这是一篇关于山东土匪刘黑七的文章，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和观点，大家共同探讨。
赊刀人预言广东会下雪十几年没有下雪的广东能否在11月下雪呢？接下来和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蛇刀人留下的预言。在80年代的东北，就曾经出现过一位厉害的蛇刀人，他是一位其貌不扬的年轻男子，他穿着朴素，身后背着两个大竹筐，他在路边铺上黄布，放上了形式各样的各种刀具，一边卖一边吆喝，嘴里喊着别人听不懂的话。于是好奇的人就越来越多，很快，他周围就围满了人。这时候，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的刀不要钱，你们先拿去用，但是当田里的麦子变黑时，我就来收钱，如果没有变黑，这刀就送给大家。众人疑惑起来，这麦子怎么能变黑呢？难不成要变异吗？这刀不要白不要。众人就开始哄抢了起来，不一会儿，两筐子刀被一扫而空。可是谁都没有想到，在一年后，这片地区就发生了蝗灾，大片的蝗虫蜂拥而至，老百姓们颗粒无收，每天都在田地里与蝗虫作斗争。到了傍晚，那位年轻的赊刀人来了，他指着麦田问乡亲们麦子是什么颜色？此时的麦子上爬满了蝗虫，黑压压的一片，这不就成为黑色了吗？所以在一年前，射刀人的话成功应验了，这时候人们再也不敢嘲笑他了，收到人收齐欠款后就离开了，从那以后，这个人就再也没出现过。在80年代时，收刀人就预言了未来一头猪的价格会超过1000，一头牛会超过一万，但是在当时来讲，猪肉的价格一斤大概在一块钱左右，牛肉是猪肉的两三倍，但是也都没有超过五块钱一斤。一头猪最重也就300斤，整头下来不过才300块。现在的猪肉牛肉价格飞涨，有些地方的猪肉价格已经到达了30元一斤。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娶个媳妇儿18万。不仅是18万，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婚礼也有着特定的要求，少则十几万，多则甚至能达到百万。据说前几年一对明星夫妇举办了一场世纪婚礼，花费了上亿元。 80年代正常人每个月的收入不过才几十块钱，这样大的跨度很难让人理解，所以自然会有很多人去收到。#头号周刊#
倒霉的崇祯皇帝，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本该是一杰出皇帝，然天不帮也，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2]“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 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
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并灾，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也就在情理之中。令人惊奇的是，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1644年）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华北各地风调雨顺，社会经济开始复苏。
公元8年的一天早上，熙熙攘攘的长安城里，王盛正守着烧饼摊发愁，他瞅了一眼瘪瘪的钱袋子，一早上没卖出去几个饼，回家怎么跟老婆交待？突然，邻居钱大麻子慌慌张张跑过来：“糟了，你家门口围了一大队官兵，快回去看看，孩子们都吓哭了。”
王盛顿时吓得脸发白，顾不得烧饼摊，把钱袋子揣进怀里，着急忙慌地往家跑。
家门口围着好几十号人，除了佩着刀剑的士兵，还有几个穿着官服的人。王盛吓得赶紧给官老爷跪下，心想，不知道我哪里得罪官爷了，这下糟了，老婆孩子咋办？
王盛为人老实厚道，以卖烧饼为生，虽然赚得少，也能勉强养家糊口。老婆却觉得王盛无能，不能赚大钱，让她和孩子过得好一点。看到门口来了那么多官兵，她也吓得六神无主，小儿子在她怀里哇哇大哭。
没想到为首的官爷居然带着所有人给王盛跪下了，还直呼王盛“崇新公”。他把王盛扶起，请他上轿子，抬进宫里去了。
王盛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事情还要从元始5年说起，汉平帝刘衎刚死，有一地的村民在清理河道时发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几个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那时的王莽权倾朝野，并露出帝王之相，一些大臣纷纷上书请王莽代汉称帝，但王莽觉得还欠缺一些火候。
有一日，一个叫哀章的人来见王莽，说汉高祖刘邦托梦给他，要传位给王莽。果然，醒来后他发现床头多了一个盒子和一封信，盒子里装着一幅“天帝行玺金匮图”，信里写了十一个人的名字，这些人就是将来要辅佐王莽的。王莽亲信的名字都在上面。最后两个人的名字是“王兴”和“王盛 ”，连起来就是兴盛的意思。
王莽很高兴，让下面的人去找王兴和王盛。很快，一个叫王兴的守城士兵找到了，然而王盛却让他们找了好久。
一个太监私下跟王莽说，西城区他家屋后的街上，有一个卖烧饼的叫王盛。王莽大喜，令众人速把王盛接到宫里。这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王盛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一个平头百姓，什么也没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崇新公”，参加了“假皇帝”王莽的登基仪式，还被分了府邸，家中仆人众多，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一时风光无限。
然而好景不长，王莽在位时，瘟疫，蝗灾、旱灾屡有发生，而他推行的新政造成天下动荡 ，民众生存困难，各地农民纷纷起义。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以及跟随他的千余名部下或战死，或被杀。“崇新公”王盛也在其中。
其实，当初哀章给王莽名单上的辅佐大臣只有九人，除了王莽的亲信八人，最后加上了哀章自己的名字，为了不让王莽起疑，他临时起意胡乱写了两个人的名字，也就图“兴盛”两字吉利。没想到，随意一写竟然改变了王盛的人生。
也许之前王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毕竟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让一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再也不用做烧饼了。然而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不是靠自己努力获得的幸福都不靠谱。不知道王盛在最后时刻，有没有怀念过他的烧饼人生？
南宋与金在蒙古入侵前夕的首场战争，就是南宋挑起的，时间是在开禧元年（1205年）三月。南宋之所以主动挑起战事，是因为看到金朝多难：旱灾、洪灾、蝗灾等天灾不断，因民族矛盾激化而内乱频仍。宋军在当月攻入金的秦川（今秦岭以北）。这场战争结束了两国自1164年达成和议以来保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关系。之后，在同年的五月、九月和十一月，南宋又多次入侵金的郡县。
泰和六年（1206年）正月，金章宗正式做出回应，谴责南宋撕毁了四十二年前达成的和议。章宗或许根本没有认识到，两国对和议的理解完全不同。对金来说，这份和议当然是公平并且合适的；但对于南宋来说，这份和议不仅不公，还意味着奇耻大辱。因为根据和议，南宋除了要向金缴纳若干岁币，南宋皇帝还要对金帝称“侄”。
毫无疑问，金章宗不会觉得这种称呼有何不妥，实际上，他正是以“叔辈”自居而对南宋进行谴责：“大定初年（1164年），世宗皇帝答应宋世代为侄国的请求……近来群臣多次提到你国背叛了盟约，朕考虑两国和好的时间已经很长，因此委曲涵容。可能侄宋皇帝对此了解得不够详细。要是还是像以前那样侵犯不停，朕的臣下或许又有话说……”
金章宗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三十八岁，被他称为“侄宋皇帝”的宋宁宗赵括也是三十八岁。我们不难理解后者听到这番话时的心情。正是在这个羞辱性称谓的刺激下，四个月之后，宋宁宗“以伐金告于天地、宗庙、社稷”。
当然，金世宗——宣宗的爷爷——不太可能认识到，他在1164年与南宋达成的和约，虽然使金继续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并且享有外交关系上的优越性，然而，从长期来说却并非金之福。原因在于，要确保在内容上明显不公平的和约具有长期效力，金必须在国力对比上长期占有绝对优势，而事实上金只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一旦其内政外交出现任何问题，都会被南宋认为是翻盘的机会，从而进行军事上的试探。
金世宗效仿的是他的叔公金太宗。如前文已经提到的，辽灭亡之后，金太宗号令诸将伐宋。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年）正月，金兵围困宋的都城汴京（今开封）。根据两国达成的和议：宋同意割让太原、中山和河间三镇（今属河北）；同意每年上贡白银30万两、绢30万匹、铜钱100万贯；两国约为伯侄关系，金为伯，宋为侄。
对宋廷而言，签署这种和约实属无奈，是权宜之计，并非甘心臣服于金。汴京之围解除后仅一个月，宋将姚平仲就率40万大军进行了反扑，虽然最终兵败，但足以反映出这种和约的脆弱性。在南宋初期，1126年签署的这份和约起到激励军心的作用，使南宋得以抵挡金朝一波接一波的攻势。
需要指出的是，与1126年的和约相比，在1164年的和约中，宋廷的地位已相对提高，因为金已由“伯”降为“叔”，而且岁币数量也有所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的实力在相对下降。
1206年，宋宁宗下诏伐金之后，两国交战了两年，结果证明南宋军力仍然处于弱势。1208年，两国又签署了一份和约，其内容与1126年那份基本相同。毫无疑问，对南宋来说，这是难以忍受的耻辱。
金章宗完颜璟肯定不会想到，正是这份在他看来很“公平的”和议，会使金哀宗在关键时候找不到盟友。
蒙古人在一边虎视眈眈，南宋和金两个世仇冤家还在互撕…
李自成以及大顺军的主要将领，虽然来自陕西，可是大顺军的主力却来自河南，换言之正是河南千百万的民众参加农民起义，才最终将明朝推翻的。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率领一千多人进入河南境内，没想到“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那么，河南百姓为何如此积极地加入义军呢？原来，河南是明朝统治期间遭到压迫、剥削最严重的省份！河南境内有十一位就封的藩王，到了明末，仍然有七位藩王，宗室成员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藩王们强取豪夺，侵占百姓土地，导致“中州之地半入藩府”。以开封的周王府为例，当地百姓的“田产子女尽入公室，民怨已极”。另外，还有两个原因也非常重要，一个是明朝不断加征各种赋税，比如练饷、剿饷、辽饷，搞得百姓负担加重；另一个是天灾不断，不是旱灾，就是蝗灾，整个河南境内，赤地千里、饿殍遍地。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朝廷并没有赈济灾民，反而继续催逼赋税。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攻打官府，开仓放粮，从而迅速获得百姓的支持，义军人数迅速扩充到数十万人！
最近在家看《1942》，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我连刷了两遍。这个已经上映了10年的电影，我依然被很强烈的震撼到了。无论是演员的演技还是故事，可以说是我长这么大看到的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
我以为当年上映的时候票房很高，查看当时的新闻，却吃惊的发现票房极其惨淡。冯小刚花了11年的时间，斥巨资，请了很多的老戏骨，票房只有2550万，而同时期上映的泰囧票房却有12亿，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个破十亿的电影。一个苦难片，一个喜剧片，命运却相差甚大。当然，泰囧也很好看，但是1942在当时绝对被低估了。
那段被时间的长河淹没，被人们渐渐遗忘的一段历史，被刘震云写成了小说，冯小刚拍成了电影，血淋淋的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1942年，对于当时的河南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包括身体和灵魂。大旱，蝗灾，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再加上战争，这里的人们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求生的本能，让这些老实的庄稼人拖家带口，卷着铺盖，拉着车，走上了逃荒之路。去哪里呢?去陕西。为什么是陕西呢？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是一种习惯，河南习惯往陕西去，山东习惯往东北去。背井离乡，只为了活着。走着走着带的粮食就吃完了，就吃树皮，柴禾。甚至把一直养着的猫杀了，炖汤喝。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遍地都是尸体，狗也恢复本性，开始啃食尸体，两眼发红，甚至出现了人吃人。刘震云的温故1942的小说里面写了人吃人，但是电影没有直接表现出来，只是隐晦表现了。比如瞎鹿被推到了热锅里，但是其他人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后来张国立饰演的东家捡到的小女孩，后来不吃肉等等。在这条逃荒的路上，尊严被饿一点点的吞噬掉。东家和瞎鹿，栓柱去抢记者的饼干和旅，星星和花枝卖了换小米。最后为了一口粮食，很多人投靠了日本人，帮助日本人打仗。人的尊严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已经不存在了，大家只有一个念头驱使着向前走—活着。张国立在拍摄花絮里面说，当他几天没吃饭时，闻到身边的人吃过的玉米的香味，他就不自觉的跟着他走了，这就是求生的本能超过了尊严。
回到2022的今天，那段历史已经过去80年了，很多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已经死去了，很多活着的人也不想再提，几十年的岁月已经把伤口打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了。我也突然理解了，小时候姥姥一直说的不要剩饭。姥姥也经历过那些逃荒的日子，那些吃不饱的岁月，所以对于粮食更加珍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因为有了他们的隐忍度过了当时的难关，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善良的人在经历一些惨剧之后，也许心理上会发生变化，但是我们多一些善意与温暖，那些光会让那些原本善良人觉得这个世界不那么寒冷。
#坚持每日读史# “臣儿皇帝”为了称帝，将小自己11岁的契丹王认做父亲，卑躬屈膝谄媚讨好，逢年过节送礼朝见，割让军事重地燕云十六州，让外族契丹、女真、蒙古等南下掠夺中原是有了基地，直到4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才将其收复回中原的怀抱。没有底线至此，也是非同常人。
五代十国时期，唐明宗李嗣源有两个得力干将，一是他的养子李从珂，另一个是他的女婿石敬瑭。李嗣源死后，他的亲生儿子李从厚继位，为了巩固政权，李从厚采取“换镇”策略，凤翔节度使李从珂拒不从命，起兵造反，并将李从厚的平叛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石敬瑭见有机可乘，于是拥兵南下，囚禁李从厚，欲挟天子而命诸侯，但是被兵多将广的李从珂攻克洛阳，石敬瑭不得不来朝见新皇李从珂。
然而李从珂并不信任石敬瑭，打算将其囚禁在洛阳，奈何李嗣源的发妻曹太后说情，这才放了石敬瑭回基地晋阳。
石敬瑭回到晋阳后，表面上对朝廷忠心耿耿，暗中则加紧防备。李从珂和石敬瑭经过数次试探和博弈之后，终于决裂。
石敬瑭上表，说李从珂不是李嗣源亲生儿子，应让位于许王李从益。李从珂阅奏大怒，立即派军征讨石敬瑭。
石敬瑭自知不一定打得过李从珂大军，遂求援于契丹，上表称臣，愿意以父礼事辽主耶律德光，并约事成之后，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
耶律德光闻讯亲率5万精锐骑兵南下，解晋阳之围。石敬瑭率众出城迎接耶律德光，百般奉承，奴颜婢膝地称比他小11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石敬瑭在耶律德光的帮助下，攻克洛阳，灭掉后唐。
灭掉后唐后，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建国号为晋，定都汴州，改元天福，史称后晋。
石敬瑭称帝后，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承诺每年给契丹布帛30万匹。燕云十六州地接契丹，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割让给契丹，就使中原王朝失去北部屏障，后患无穷。直到400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才重新将燕云十六州之地收归汉民族之治下。
石敬瑭对于契丹百依百顺，非常谨慎，每次书信皆用表，以此表示君臣有别。他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臣儿皇帝”。每当契丹使臣至，石敬瑭都跪地接诏，十分恭敬。
不仅如此，逢年过节，石敬瑭还派使者给契丹皇帝，太后，贵族大臣送礼。晋朝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官宣傲气十足，羞辱使者，使者受气，晋朝官员都认为丢脸，只有石敬瑭毫不在乎，毫无底线。
石敬瑭奢侈于享受，每年又要给契丹大量的供奉，对百姓造成严重的剥削，后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当时天灾频发，水旱、蝗灾接连不断，致使后晋饿殍盈野，流民遍地，饿死、冻死者更是难计其数。
后晋的朝堂之中，很多人耻于契丹，不服石敬瑭统治，手握重兵，挑衅契丹，搞得契丹来向石敬瑭追责。石敬瑭左右为难，无计可施，最终病逝，时年51岁。人虽死，但千古骂名却一直延续至今，耻辱柱上留下姓名。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做人还是要有底线，不能因为一些利益，就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
1945年，是馆陶县人民灾难沉重的一年。春夏大旱，秋遭蝗灾，蝗灾过后，9月份，馆陶县连降7天大雨，沥水成涝，漳河、卫河河水暴涨，卫河溃堤，数十个村庄被淹。10月全县普遍发生霍乱病。《馆陶县志》(1999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记载：1943年7月，全县发生特大旱灾，霍乱病流行，仅卫河以西几个区就饿死、病死两万多人，外出讨饭者几万人。境内西北部一些村庄成为无人区。(19页)《中共馆陶县历史》(1999年10月，中共档案出版社出版)记载：1943年10月上旬，冀南区普遍发生霍乱病。馆陶县儒林(今属邱县)、来村(今属曲周县)、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人，有的户几天内死绝。先死的还有人埋葬，后死者已无人埋，任其尸体在室内腐烂。面对严重疫情，党、政、军紧急动员，在医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组织群众土法消毒，防止霍乱病蔓延(120页)。
对于这次可怕的流行性霍乱，馆陶人民一直认为是大水引发的瘟疫“天灾”，殊不知是日军实施山东卫河流域“霍乱作战”制造的“人祸”。2002年11月22日，2005年9月7日，鲁西细菌战民间调查取证组先后两次来霍乱初发地馆陶县社里堡村调查，考察了日军决堤处，与村民进行座谈。调查组成员有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女士，山东省临沂市政协文史委副处长崔维志夫妇等。馆陶县政协文史委和党史研究室协助他们进行了采访。崔维志夫妇赠送党史研究室两本夫妇二人合编的书籍，一本是《鲁西细菌战大揭秘》(2002年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一本是《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修订版，2003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书中涉及日军在馆陶县进行细菌战的史实很多，本文所记述的内容除这次入户调查得到的材料外，多取自于崔维志夫妇合编的两本书。
日军在馆陶县进行的细菌战，是日军实施鲁西细菌战的一小部分。1943年8月下旬，持续几年大旱的鲁西普降大雨，卫河、漳河、滏阳河河水暴涨，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趁机下令发起“霍乱作战”。日军“霍乱作战”代号为“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1943年为日本昭和十八年，故称“十八秋”。日军航空兵、步骑兵向卫河及鲁西、冀南各县撒放了大量的霍乱菌，随后日军决卫河大堤放水扩散细菌，屠杀中国人民40余万。日军这次“霍乱作战”规模浩大，参战部队万余人。为了配合“霍乱作战”，第十二军还调集3万余兵力“扫荡”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总兵力达4万余人，其企图有三：一是大量杀害中国抗日军民，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二是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用日军细菌战的术语说进行“抵制试验”;三是调查中国军民死亡情况，检验大规模霍乱战杀伤能力，为以后进攻苏联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日军第四十四大队将卫河5处大堤决开。其中一处在现馆陶县辖区内，还有一处曾隶属过馆陶，今属临西县的尖冢村。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在中队长福田武志带领下，于1943年8月29日由驻地南馆陶出发，行至以北5公里(社里堡村东南角)的卫河拐弯处，将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洪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得病，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4500多人。这是由参加决堤的一等兵大石熊二郎于1954年主动交代的。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经日军陆地撒放卫河决堤放水扩散和“扫荡”驱散百姓传播，霍乱菌迅速蔓延开来。患者上吐下泻，严重脱水，抽搐而死。其病传染迅速，无药可医，一人得病，全家、四邻甚至全村都难以幸免。
这次霍乱的初发地在馆陶县南馆陶。日军曾在馆陶县进行霍乱抵制试验。时任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细菌检查助水及书记、卫生曹长林茂美交代：1943年9月20日前后，在临清县第四十四大队驻地，在为该大队队员做霍乱抵制试验而进行采便时，师团长细川康命令我前去调查霍乱初发地南馆陶(日军)驻地及其附近的中国居民情况。于是，我带领防疫给水班的3名卫生兵和另一小队，赴军内最早发现患者的南馆陶，侵入10户居民家检查，发现有20名中年男女受害，上吐下泻，严重脱水，完全呈现霍乱病状，其状惨不忍睹。得不到任何治疗的这些中国人无疑将全部死去。在该地，我对疑似霍乱患者进行了直接采便，并且从吐泻物中取出10件可检物，当日返回临清驻地，经黑川检查班检验结果，证明全部为霍乱阳性菌。
看了这段记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悟。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远不是如神剧般的轻松。
对于当年日军的残暴行径，本人的态度是不回避历史、不夸大史实、不鼓动大家仇视日本，但作为曾经受难的华夏儿女，我们必须了解这段历史！！！
作为华夏子孙，都该好好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状况，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并以此来警醒后人！！
公元1441年，一锦衣卫校尉，见一女子长的美若天仙，欲将其霸占。遭女子拼死反抗后，未能得逞的校尉，竟诬陷她与人私通，使得4个无辜的人命丧黄泉。
这个勇敢无畏的美女，是将士杨安的妻子，夫妻俩很恩爱。不幸的是，没多久，杨安突发疾病身亡。岳氏成了寡妇，本就很可怜了，可那个校尉因之前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他诬陷岳氏与他的女婿邱永私通，通过邻居郝氏找来术士沈荣，毒害自己的丈夫。知府大人接案后，命人将与案件有关的岳氏、邱永、郝氏、沈荣关入了大牢。
尽管4人大喊冤枉，可知府只听信校尉的一面之词。4人何时见过这场面，一番审讯下来，屈打成招了。按当时的律法，4个人的死刑虽免不了，但还需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轮覆审。
没曾想，都察院和刑部，都维持了判死刑，唯独大理寺对此案有所保留。大理寺少卿薛瑄，是个文武双全的清官。在接到杨安案的覆审后，他认真看了卷宗后，发现岳氏的供词前后矛盾，与另3人的供述明显对不上。
薛瑄常年办案，他一下就看出了其中的猫腻。
于是将此案驳回到刑部，刑部看都没看又发到大理寺。薛瑄呢，只好又一次驳回。
督察院都御史王文得知此事后，意见很大。王文是大宦官王振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认为，薛瑄公然驳回此案，看似为难他，其实就是跟王振作对。毕竟，此案是锦衣卫校尉上告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也是王振的人。
王振曾想将薛瑄拉到自己阵营，却遭到了拒绝。之后每每遇到王振，他都避之不及。薛瑄这样做，只是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罢了，哪知王文会那样想，还跑去怒斥薛瑄。可薛瑄依旧坚持自己的判断。
案子就此陷入僵局。薛瑄虽是个实事求是的好官，但顶着刑部和都察院的压力，他也有些吃不消。薛瑄的手下张柷见大人如此劳心劳力，就说：“大人何不请将此案交给皇上裁定！”
薛瑄一听笑了，立刻上奏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镇听完后道：连一桩案子都搞不清楚，朕要你们三司何用？查不明白就继续查！”
于是案子又回到了都察院，交由一个名为潘洪的御史去查。潘洪对皇帝打下来的案件极其认真，他先是看了犯人供词，然后又通过实际打听，还将仵作找来询问，最终得出：杨安染了泻痢后治不好，就让妻子岳氏去请邻居郝氏帮忙，郝氏便找了术士沈荣做法。可杨安还是病死了。
也就是说，锦衣卫校尉完全是诬陷。朱祁镇看了潘洪递上来的卷宗后道：“既然人是冤枉的，就全部放了！另外，所有审理此案的刑部人员罚俸3个月！”
刑部很不是滋味，为什么不罚都察院呢。都察院急了，这事都是因锦衣卫校尉而起。一时之间，4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被推到了台前。朱祁镇一看，把人放了此案就翻篇了！
可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却不依不饶，加上他本就看不惯薛瑄。于是派人将校尉抓来，狠狠地抽打。校尉为了活命，便又诬陷潘洪，说他所奏不实。
马顺计上心来，可以趁机除掉薛瑄。王振权倾朝野，马顺做为他的党羽，几番私下操作，潘洪就背上了欺君之罪，遂被流放。马顺又命人将岳氏4人关押起来，一顿毒打逼迫4人认了罪。
拿到供词后，马顺又将矛头指向大理寺。因为马顺背靠王振，很快，薛瑄、张柷、顾惟敬等一众大理寺官员，全被关入都察院大牢。都御使王文自然没有放过报仇的机会。
又是一顿刑讯，王文得出了他想要的结果：术士沈荣是苏州人，而顾惟敬、张柷也是苏州人，二人为了包庇同乡才搞出这一堆事。
朱祁镇一听怒了，让锦衣卫将他们单独关押起来挨个审。马顺的手段很残暴，一下牵连了诸多人。其中，周观因受不住将大理寺司丞仰瞻供了出来，说他也是苏州人。然而，仰瞻当时去了淮上视察蝗灾。
还在考察的仰瞻，就这样被押回京城打入大牢。马顺将供词交给刑部，刑部害怕受牵连，只有听从的份，很快，岳氏、邱永、郝氏、沈荣等被判了死刑。仰瞻被流放，顾惟敬人被降官职。
而如此正直的清官薛瑄，也被判了死罪。马顺、王文的行为，触怒了文武百官，大家都很同情薛瑄的遭遇，想方设法营救他。快要行刑时，王振的贴身老仆做饭时老泪纵横，王振一问才知，老仆是为了薛瑄而哭。
王振沉默了，自己的老仆都这样维护薛大人，外面更不用说了，自己若一意孤行杀了他，会犯众怒。于是便命手下停止行刑。而薛瑄，也一直没放弃自证清白，最终，薛瑄被免一死。经此一事后，他就告老还乡了！
@简十一说 以上故事出自作家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中的“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这桩由锦衣卫校尉诬陷寡妇，引发朝廷内斗的案件，就此告一段落。
这起案件中，自始至终，只有正直无私的薛瑄，是在为4个可怜无辜的百姓平冤情。不巧，都被裹挟进朝廷内斗，成了以王振为首，排除异己的牺牲品。
这本书和《万历十五年》一起看，才能深刻体会到大明王朝的跌宕起伏。学习历史，不仅要关注朝廷，更要倾听小人物的声音。
就像马伯庸曾说的：只有看到这些最基层的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赵裔昌来蒙城任知县时,正赶上蒙城多灾多难。据县志记载,顺治元年至康熙十三年的三十一年中，有十四年大灾。康熙六年至康熙十三年的八年中，就有六次大灾:康熙六年,大水“淹禾”;七年,“地震，倒坏民房无数”;九年,“大雪连旬,井泉皆被冰冻实，树木尽死”,饥民有冻死者;十年、十一年,连续蝗灾;十三年,“旱,秋无禾”。虽获上级调济银粮赈灾和两次减免蒙城赋税,但蒙城百姓仍“既无以供杂(贡)、正、赋),又无以给饮食,欲鸟兽散。”其时又正值康熙皇帝动员全国力量平定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三藩”
严延年的母亲有多高明？当初从老家来河南看望做太守的儿子严延年，恰逢儿子在处决犯人，母亲大吃一惊，留在驿站中不肯到儿子府上。
严延年来驿站拜见母亲，母亲将儿子拒之门外，严延年摘下帽子，在门外不停叩头，过了很长时间母亲才和他相见。
母亲一再责备严延年说：“你有幸当了郡太守，独自管辖方圆一千里的地方，没听说你仁爱教育、感化百姓，使百姓得到安定和保全；反而听说你利用刑罚，大量杀人，企图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严，这难道是身为父母官的职责吗？”
母亲在腊祭完后，对严延年说：“天道悠悠，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被人所杀。想不到我到了晚年，却将看到正当壮年的儿子遭受刑戮！我要走了，离开你东归故乡，打扫墓地去了！”
严延年担任河南太守后，治理郡务凶狠残暴，按照法律应该判处死刑的，却被他释放；大家认为不应该叛死罪的，却被他无端处死。
严延年行为乖戾、心理扭曲，违背天和。属吏和百姓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无法得知他的心思，所以大家都战战兢兢，不敢违犯命令。
每到冬天，严延年将所属各县的囚都押解到郡衙集中起来，进行审判，大多数都被斩首，血流数里，所以河南的老百姓都称他为“屠夫长官”。
河南出现了蝗灾，府丞义外出巡视回来后，去见严延年汇报除蝗工作。
严延年说：“这些蝗虫难道不正好是凤凰的食物吗？”义年纪已经很大了，有些糊涂，平时对严延年就很畏惧，生怕遭到严延年的阴险的陷阱。
以前，义和严延年曾经一起当过丞相史，有这层关系，严延年对义还不错，这次又送给义非常丰厚的礼品。
但义对严延年这种反复无常的人非常害怕，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严延年给算计了。义为此给自己占卦，得到了“死卦”，于是更加害怕，请假前往长安，其实是告严延年的。
义总结了严延年的十大罪状，上书控告严延年。义呈上奏章后，便喝毒药自杀，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不是欺骗朝廷。
看来义当初给自己占卜的挺准，的确是“死卦”，为了证明卦的准确性，竟然以命证明。
十一月，也是在他经常处死他人的季节里，被朝廷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斩首示众。
严延年的死也证明了当初他母亲所说的：天理昭昭，神明在上，杀人者必将被人所杀的道理实在不虚。
他往往采用雷霆手段，把地方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这样的政绩是建立别人鲜血之上的。
严延年不但手段冷酷无情，而且擅长写狱辞。他如果想杀谁，就亲自写奏书，连下属都无从得知，而且每次上书奏请叛人死刑，都如有神助。
可不作死就不会死，杀生害命有违天和。严延年作为酷吏，真称得上是“酷”毙了。
当初，母亲回到家乡东海郡后，见到严延年的兄弟和族人，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们听。
结果，在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杀，东海郡的人无不赞叹这个母亲的贤明、智慧。
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俗话说“知子莫若母”，如果严延年的母亲，能够在他小时候就好好教育，像是“孟母三迁”那样，给儿子灌输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肯定能避免儿子后来的恶果，出现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悲剧。
1、王莽下诏，让文武百官举荐人才，为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语、明文学各一人，被称为王路四门。
2、投阁事件：王莽是假籍符命自立的帝位，坐上帝位以后怕别人也这样玩，就想禁绝这方面的神化事件再发生。扬雄受甄丰父子和刘棻又奏献符瑞之事一案牵连，收监时跳阁自杀没死成；王莽得知后很奇怪，因为他知道扬雄素来不与他们来往，于是派人暗中调查原因，原来刘棻(fen)曾和扬雄学写过古文奇字，扬雄并不知情其他事情，王莽下诏不再追究扬雄。
3、黄河在魏郡(今濮阳)决口，改道东流。王莽因河决东流可使他在元城的祖坟不受威胁，就不主张堵口。造成河、淮之间的水灾开始了60年的延续。
4、濒河郡发生了蝗灾；诸将兵马云集边境，非常放纵；内地因为军事征调，很多人逃离城市流亡成为流寇。
5、匈奴单于的弟弟咸，派儿子助和登入朝为人质，王莽拜咸为孝单于，助为顺单于，皆厚加赏赐；后助病死，王莽以登代之。(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借用)
照片中的这几个老头，此时正在享受着晚餐。
但这却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顿饭，餐后他们就将被执行绞刑！
千万不要对他们抱有一丝一毫的同情，因为在坐的七个人全部都是日本的甲级战犯！
他们必将为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承担责任。
这场规模巨大、伤害沉重、影响深远的非正义战争对中华民族带去了无法衡量的灾难。
从东北至海南，从沿海到内地，大好河山被无情践踏。
但它们带来的远不止房屋被破坏、资源被掠夺。
首先是我国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军人战死沙场是常有的事。
细菌战、化学战、毒气战的实行，不仅波及到军队，甚至一些无辜的居民也被拉进深渊。
除了战争的直接伤害，由于日军的侵略，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其次，我国地大物博，本是发展经济的坚强后盾，却也遭到日军贪婪的攫取。
1934年，只一年的时间，经大连运回日本国内的大豆就有200万吨。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这也让它在面对物产丰富的中国时，表现出远超常人的贪婪。
为了给自己的非法行为披上一层外衣，他们建立了许多中日合办的企业，利用委任经营的手段，变相盗取中国的财富。
而这些他们抢夺来的资源，又源源不断化成了侵略我国的军事、人力物资，进一步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荼毒我国14年之久。
在宣判结束后，他们被拉到了鸭巢监狱，等待最后命运的到来。
12月21日，典狱长宣布即将执行绞刑的时间。没想到这7名战犯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们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再吃上一口饱饭。
典狱长思索片刻，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次日晚，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吃上了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晚餐。
白米饭、烧鱼和酱汤，在沉默中吃完这最后一顿之后，七名罪不可恕的战犯在23日的零时被先后处决，罪恶的一生至此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