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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月15日，刚满47岁的他现身北京水立方，参加快如科技的新品发布会，又一次掀起了粉与黑的热议。土豆（化名）早早来到现场，他和朋友们包车从天津赶来，这将是他第二次现场见到偶像罗永浩。一周前，他听闻消息，“子弹短信”即将改名“聊天宝”，他跟朋友说——如果改名，他会现场对自己的偶像发出嘘声。
那天的水立方里里外外一片蓝——从场馆入口、安检区到发布会场门口，一路的背景板和展览板都是蓝色，连现场大屏幕的背景也是。有人形容，这是老罗的“背水一战”。
发布会上，当罗永浩宣布新产品叫聊天宝时，屏幕上子弹的图标换成了一个微笑着的大元宝，朋友望向土豆，“你不是要嘘老罗吗?”
此时坐在第二排的土豆距离老罗仅十米，他轻轻地嘘了一声，声音小到没有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与此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通过网络直播收看了这场发布会。这其中，有人支持他、喜爱他，也有人是专门为了黑他。这么多年来，罗永浩不停“折腾”着，那些爱他的和不爱他的人，亦是如此。
“大学时代我的硬盘里没有小姐姐，但我有老罗语录”
快如科技发布会开始十分钟后，穿着黑衬衫的罗永浩才从舞台左侧上台，简单寒暄几句后，他把舞台交给了两个年轻人。
看到这，王景明关掉了直播，因为他只想看老罗。这个来自河北承德农村的小伙今年25岁，在北京工作。10年前，同样是通过网络和屏幕，他第一次认识了罗永浩。
那时王景明在承德一个镇上上初中，半个月回一次家。每到这个节点，他会揣上家里刚给的生活费，深夜里翻过学校围墙，在漆黑的马路上走上20分钟，随后钻进一家空气污浊、形如厂房的破网吧，在里面度过一夜。
彼时，一款叫穿越火线的游戏占据了网吧的半边天。对射击类游戏情有独钟的王景明常常在激烈的“枪林弹雨”后，通过看视频给自己放松。
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无意中点开了一则视频，画面中一个穿着白衬衫、体型丰满、戴着一副金丝椭圆形眼镜的胖子正在侃侃而谈，那是罗永浩在吉林大学的演讲，主题为“我的奋斗”。
罗永浩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画风清奇的粗糙胖子”。他觉得这个胖子很接地气，偶尔爆个粗口，说话没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他依稀记得，当年老罗说，“有些人从小就油嘴滑舌，见人说人话，他可能会活得很好，但这种人把社会变得恶心;有些人从小就老实本分，梗着脖子活了一辈子没发什么财，但他让这个社会变好了。”
王景明说，如果这句话从书上看到，他可能不会有什么感受，但从这个胖子嘴里说出来是那么形象生动，一下击中了他的内心，并让他深信不疑。“我坚信这就是我做人的一个标准，我就要这么去做，因为有人是这么做的。”
从这个演讲开始，王景明开始关注起罗永浩。对于乡下的孩子而言，见识是稀缺之物，罗永浩在演讲中分享的故事一点点让王景明着迷，促使他成为了罗永浩的粉丝。
早年里，人们大多因为“老罗语录”成了他的拥趸，尤其当他举起铁锤砸向有质量瑕疵的西门子冰箱，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这句话在罗永浩担任北京新东方学校老师的5年时光里，不断出现在学生的口中和QQ签名里。
来自福建泉州的陈阜东早年通过网络迷上了罗永浩。如今35岁的他说道，“大学时代我的硬盘里是没有小姐姐的，但我有老罗语录，比听刘德华的次数还多。”
西安人韩凯强记得老罗说过，“要干干净净赚钱”。他从小看着家人做生意、自己长大了也在创业，“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者想去做这件事情，非常难得。”
于是同样是从老罗语录开始，韩凯强入了老罗的“坑”。“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长期关注罗永浩的自媒体“互联网指北”曾用一句话作过概括，“罗永浩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这也是早期罗粉的基本构成，那些对世界不满，希望看到有人去改变，并且认为自己未来能改变的年轻人。”
1月11日，创业纪实电影《燃点》上映。宣传海报中，头像最大的就是罗永浩。2011年，也就是他创办锤子科技的前一年，罗永浩曾导演过一部47分钟的短片——《幸福59厘米之小马》。
电影名也许听来陌生，但罗永浩在短片中的场景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网络红人罗永浩在星巴克点了一杯中杯咖啡，但女服务员反复告知他星巴克的标准，最小的才叫“中杯”，中间大小的叫“大杯”。罗永浩在多次要求购买中间那杯“中杯”无果后，自己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网友“行云遗声”分析，老罗想表达的是对莫名其妙规则的无奈，但作为一个内心具有极大反抗欲望的人来说，选择发泄的方式只有扇自己耳光。
“老罗是个倔强的人，我会往他身上靠，因为我也是一个倔强的孩子。”王景明说，老罗曾经引用过美国企业家、英特尔公司前CEO安迪格鲁夫撰写的一本书的标题，“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对他影响很深。
聊起自己做过最偏执的一件事，王景明说自己从小热爱运动和武术，有过大侠梦，在打工之余自费学习跆拳道。之后他冒出一个“疯狂”的想法——去少林寺习武。他的初衷很简单，“赚了钱就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有一年的大年初二，他瞒着家人把衣物食物塞进包里，来到县城坐上了前往北京的大巴，随后直奔郑州。可来到郑州后他发现，身上钱不够了。
王景明说，从家里出来后一路上他心情忐忑，充满对未知的恐惧，加上此时母亲已经知道了他独自离家，在电话里崩溃地哭喊，他觉得换作一般人肯定心软回头了。但他从执着的老罗身上学会一件事——甭管我想做什么，喜欢愿意去做的话，就完全投入进去。
就这样，他安抚好家人后硬着头皮下了大巴，张望着眼前陌生的世界。歪打正着的是，不远处有一家浙江嘉兴的电子厂正在招工，上车就走，直接拉到宿舍。早年学过电工的王景明没多想就跟车走了，想先打工赚点钱再上少林。
等两个月后钱攒够了，他又从浙江回到郑州再去嵩山，只不过最终去的并不是少林寺，而是一所武僧院。
他在武僧院的29天里，每天的生活都是机械重复的——天蒙蒙亮，他就要在山林晨雾中跑圈;晨练小洪拳，随后吃早饭;上午跟着师傅上操课，压腿痛得叫天天不应;午休过后继续操课、晚练。
回忆起这段日子，他形容自己年少无知，但他并不懊悔。“我反而觉得是值得的，对我来说就好像一块石头压在身上，内心呼唤着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王景明说。
“老罗做手机也是对自己有一种沉重的使命感，我觉得他现在非常难。”王景明并不是锤粉，他只是喜欢老罗。当问起喜欢的理由时，王景明说这个问题把他难到了。
想了一会，他提起有媒体人对罗永浩的评价，“很多人喜爱老罗是觉得他彪悍，叛逆，幽默，独立，诡异。”王景明说，很精辟，（他对老罗的评价）都在里面了。
和罗永浩经历相似，王景明没有完成学业，离开校园后去工地做了一段时间体力活，赚了钱后去做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罗永浩做手机，他去练武。
在他扛不住的时候，他会想起老罗的故事，想想他是怎么做的。他很高兴，在那个闷热的夏夜，坐在破旧网吧里的他遇到了老罗的演讲。
同样对这段演讲记忆深刻的还有30岁的付建平（化名）。“看到那场演讲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人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当他意识到有人正在做这样的事时，“我遇到同类了。”
喜欢罗永浩的人都说，从他身上可以看到自己喜欢、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更深层次的，付建平说，“老罗有巨大磁场，能让大家发现身边的同类。”
2018年5月15日，怀着朝圣的心情，付建平从拉萨飞到北京，参加在鸟巢举行的锤子科技新品发布会。
那天的北京特别闷热，气温高达39度，发布会开始前下了一场大雨。付建平骑着摩拜，穿着锤子的T恤，揣着坚果手机来到鸟巢，在人群中看到了更多坚果手机。
付建平说，那一刻他唯一的感觉就是喜悦，锤友的年龄大概在25到35岁，来自全国各地。进场后他的身旁坐了不少陌生锤友，一整晚他们可以边看边聊，丝毫不像初次见面。
“锤友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特质，如果你是一个锤友，你就一定可以很轻松地融入到这个群体。”他说。
对于这样的群体，粉丝们用“锤友”一词多过“锤粉”。
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罗永浩说：“他们老觉得你们是我的脑残粉，买一个傻手机出去说傻话。我一直对外面讲，这些人不是我的粉丝，他们是某种信念、某种价值观、某种理想、某种人生态度的粉丝，他们来到现场，是知道从我身上能看到这种东西。”
他很欣赏作家刘瑜说过的一句话，“粉丝通常是没有思考能力、没有判断能力、比较傻的群体，但是老罗支持者的群体好像比较特殊，他们通常都是自由主义立场的，读过书的，有自己判断和立场的这些人。”
韩凯强对此十分认同。他也去了鸟巢的发布会，并且坐在第三排，罗永浩脖子、额头、脸颊上的汗水他看得清清楚楚。
在三万多人面前，老罗几次演示语音输入失败，韩凯强在台下喊了一嗓子，“关了重启”。
老罗听到了，“那我们关掉重启一下试试。”这才避免了演示失败的尴尬。对韩凯强来说，TNT工作站（注：锤子科技2018年推出的Touch&Talk交互工具）并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付建平甚至说，鸟巢发布会是老罗走向没落的开始。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罗永浩的喜爱。
韩凯强说，“老罗和锤子手机作为纽带，扩大了我的圈子，结识了那些志同道合的人。”这正如罗永浩在2018年产品发布会上说的那样，“卖手机不挣钱，就交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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