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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本文上篇，其中介绍了《战地1》装甲列车的建造，及其从参加一战到落入“捷克军团”手中的经历捷克军团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期。当时，作为奥匈帝国治下的一个民族，捷克人的自主意识开始不断觉醒。一部分激进分子更是认为，要想实现民族的独立，就必须推翻奥匈帝国的统治。一战爆发后，沙俄方面很快利用了这种思潮，在“民族解放”的许诺下，数以万计的捷克人调转阵营，成了俄军麾下的志愿者。
正是上述人员，后来成了捷克军团的骨干，他们在东线战场上表现出色。但随着十月革命爆发，苏俄却力图退出战争，这在军团中引发了怀疑和不满。为了继续为民族独立而战，大部分捷克官兵要求离开俄国，前往西线战场——但这却是德国人不愿看到的，他们不断向苏俄政府施压，要求将军团扣留在铁路沿线。
1916-1917年，一名俄军“捷克卫队（Czech Druzhina）”士兵。其步枪枪尖上的圣餐杯图案，是15世纪“胡斯运动”的象征，该运动也是捷克民族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最终，苏俄政权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当捷克人的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缓缓开往海参崴的时候，苏俄方面也在沿线派出了监视部队。1918年夏天，双方最终爆发了武装冲突：为打开回国的通道，捷克军团发动兵变，并和其他反苏力量一道，横扫了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
1918年发动兵变时，一辆捷克军团武装列车上的机枪手在警戒铁路沿线，事实上，“雏鹰”号并不是捷克军团麾下的唯一一辆装甲列车
俘获“雏鹰”号的战斗，便是这次兵变期间的一幕，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局势：作为结果，仅在西伯利亚地区，便出现了不下10个白色政权，这些政权彼此勾心斗角——它们既想利用捷克人，但又对其抱有深深的疑虑。另一方面，面对危机四伏的局势，捷克军团则决定采用一种铤而走险的对策——这就是让自己成为决定战场天平的那粒砝码：他们既打算和白军保持合作，同时又试图同苏俄达成谅解，而手头的军队和装甲列车，将成为他们赖以自保的关键。
1918年秋、停靠在辛比尔斯克火车站的“雏鹰”号，期间，捷克人对它进行了周密的修理
1918年底到1919年初，在不断向东转移的同时，捷克人也一直在对“雏鹰”号进行修缮，但此时，战争的天平已经发生了偏移。在乌拉尔山前线，红军正在恢复元气，其游击队则不断骚扰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在下乌金斯克（Nizhneudinsk）至泰舍特（Tayshet）之间，由于茂密的针叶林紧挨着路基，袭击几乎每周都会发生——对白军来说，局势已经变得极为危险。
1919年4月，白军的最高领导人——高尔察克请求捷克军团扫荡当地的游击队。为此，在4月18日，“雏鹰”和哥萨克部队一道进攻了游击队的重要据点——泰舍特附近的比留撒村（Biryusa）。尽管投入了装甲列车和重炮，但据白军指挥官罗赞诺夫（Sergei Rozanov）的报告，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进展不顺。
“18日，在泰舍特地区，克拉西尼尔科夫上校（Krasilnikov）的部队攻击了比留撒。战斗持续了12小时，红色分子隐藏在伪装良好的堑壕中负隅顽抗，让我军付出了极大代价，同时，在一次红军滑雪分队的袭击中，我军先头部队和主要据点之间一度失去了联系……尽管敌人最终被白刃战击退、并遗弃了12具尸体，但20点、我方依旧决定撤回铁路线一带……
期间，利用窒息性毒气，捷克炮兵连和装甲列车炮击了比留撒和康托卡（Kontorka）村。”
1919年初春，在下乌金斯克至泰舍特间参与清剿的“雏鹰”号，可以看到，在为“阿穆尔人”号车厢更换火炮的同时，捷克军团也对“红胡子”型炮车进行了改进，其中，它们的炮塔和机枪战位被完全分离，以避免机枪手在炮塔中弹后遭殃及，同时，炮塔也得到了加高，令炮手获得了充裕的操作空间。《战地1》中的装甲列车，正是以其此时的状态为蓝本设计的。
事实上，这场交火只是苏俄内战的缩影，双方都表现出了高度的狡猾和残忍。同时，和许多单方面的历史记述一样，这份报告也没有忘记掩饰一些不人道的环节（如使用毒气）。由于进攻比留撒的失利，一段黑暗的日子很快将要降临：尤其是在5月后，每到深夜，当地的铁路总会被多次炸断，导致列车只能在白天运行。
1919年5月7-8日夜，一场大规模袭击降临到了“雏鹰”号的停靠地——泰舍特车站。当天深夜，来自三个村庄的游击队集结起来，用刺刀捅死哨兵，进而攻占了车站周边地区。当“雏鹰”号乘员被厮杀声惊醒时，呈现在他们的是地狱般的景象：整个泰舍特东部仿佛都被点燃，惨叫声此起彼伏。双方的距离一度如此之近，以至于捷克人不用举枪就能击倒蜂拥而至的敌军。
在危急关头，一些军官依旧保持着冷静，他们开始集合部下，并设法展开反击。但在火车站附近，他们遭遇了猛烈的抵抗——由于车站是用厚重的圆木建成的，轻武器对它几乎毫无作用。在这些部队进退两难时，“雏鹰”号突然赶来了，用纷纷扬扬的火力摧毁了大楼外墙。许多游击队逃进了站前广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76.2毫米炮的持续打击，并留下了一大片的伤员和尸体。
战斗结束后的泰舍特火车站，站房已被完全烧毁，只剩下一部分石制框架仍在矗立
尽管捷克方面的总伤亡只有28人，但他们仍被这次袭击激怒了。随后三周里，在米洛什·扎伊克中校（Milosz Zaik）的指挥下，他们对游击队据点进行了残忍的报复。
“1919年5月25日，捷克军团对泰舍特周围的村庄发动了多次进攻，也正是在这些战斗中，游击队第一次被迫从根据地（即康托卡、比留撒、阿库利舍特和果戈列夫斯基村）撤出。随后捷克人和白卫军捣毁了上述村庄的所有建筑，甚至房屋的废墟也被付之一炬。”
清剿结束后，泰舍特恢复了平静。在1919年秋季到来前，“雏鹰”号始终在当地保护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在其护卫的诸多对象中，就包括了美国特使罗兰·莫里斯（Roland Morris），后者当时正奉命前往鄂木斯克，以评估远东地区的局势。
1919年夏季，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一个车站中被拍摄到的“雏鹰”号装甲列车，注意在两节“红胡子”型炮车上，炮塔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异
当“雏鹰”号拖着长长的蒸汽、紧随特使的车厢穿越白桦林时，呈现在来访者面前的是一派安宁景象：农民在田野上耕种，成队的哥萨克骑兵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这些似乎表明，高尔察克不仅得到了民众的支持，而且完全能将红军抵挡在乌拉尔山之外，但从另一些人口中，莫里斯却了解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在会面中，高尔察克的外交部部长苏金（Sukin）向莫里斯表示，为购置武器弹药，他们急切希望获得2亿美元的贷款，同时，他们还希望美国能派出25000名军队，以保护铁路沿线的安全。
莫里斯注意到，这种漫天要价只暴露出了一个事实——这就是高尔察克政权的虚弱；另外，他还发现，白军和捷克军团之间的关系正变得愈发微妙——按照苏金的说法，尽管在短期内，捷克人仍将忠于高尔察克，但他们也在与红军谈判，并且正变得“愈发不可靠”。
这张不甚清楚的照片于1919年夏季摄于鄂木斯克火车站，当时，“雏鹰”号刚刚完成了一次护送任务，正准备进站补充给养
同样，“雏鹰”号的乘员也感受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列车上的机枪手约瑟夫·雷切克（Josef Recek）回忆说：“从夏天开始，我们的处境开始恶化，这一点从旁人的态度上就可以得知——每个人都想要我们早点走，红军、农民、社会革命党人、游击队，甚至是哥萨克都是如此。”
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雏鹰”号与游击队的较量仍在进行，8月到10月，战斗的焦点是从图伦（Tulun）到布拉茨克（Bratsk）之间的路段，尽管当地的游击队并没有配备重武器，但每到夜晚，他们都会派出若干小分队，在数百公里的铁路线上寻找弱点，捷克人的压力也有增无减。
一名“雏鹰”号上的士兵写道：“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但长官们还是被迫承认：想要保护沿途的所有车站、铁路和水塔，仅靠少量装甲列车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铁轨今天修好，明天就可能被再次炸断。”
在这种情况下，增加装甲列车的数量成了当务之急，“雏鹰”号为此被拆分成了几个部分，其每节炮车都与一部车头编组，以此警戒更大范围的区域。然而，这些举措对战局于事无补，入冬之后，随着叶卡捷林堡和秋明失守，白色政权的首府——鄂木斯克已经岌岌可危，为保存实力，高尔察克决定撤往海参崴，同时，数十万居民也踏上了逃生之路，而在他们身后，红军的脚步一刻也没有放缓。
由于游击队活动频繁，捷克方面被迫将“雏鹰”号拆成几个部分，以便扩大警戒范围。这张照片摄于一个小站，其中可以看到，一节“红胡子”型炮车和一部车头临时编成了一组
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冬季，在这里，捷克军团将一部机车、“阿穆尔人”号和一节“红胡子”型炮车编在了一起。另外，可以看到，在“红胡子”型炮车上，车组将一个机枪射击口改成了取暖设备的烟囱口
在此期间，“雏鹰”号的乘员们发现，他们最大的敌人不只有游击队，还有处境一落千丈的白军士兵——由于煤炭短缺，他们的列车经常会在沿途停留长达数天，并和军团为运煤车的归属爆发械斗。另外，由于军团正在同苏俄谈判，因此，他们也招来了白军的窥探和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