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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我曾听说过这样一种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之所以能获得胜利，有三个伟大的发明功不可没。第一个叫原子弹，它彻底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一亿玉碎”的痴心妄想，提前结束了战争，重要性自然无需多言。
第二个叫雷达，这种可听千里的“顺风耳”让戈林的空军屡屡碰壁，使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无处遁形，也称得上是居功至伟。
而第三大发明，则是在当年被称为“万能神药”的青霉素，对此我心中存在一定的困惑。
虽说青霉素这种抗感染神药的出现，拯救了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对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毋庸置疑。但同时期的纳粹德国，同样也是科技大国，在化工领域的实力相当不菲，那么青霉素是不是真能像原子弹和雷达一样，对法西斯进行“降维打击”呢？
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向大佬咨询后，我发现我的困惑是有道理的。
其实在英国细菌专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抑菌作用之前，人类面对伤口感染已经有了行之有效的有效手段。
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里，有一段小队进攻雷达站的剧情，当军医韦德中枪倒地后，士兵们第一时间往伤口撒上了几包粉末。
在美剧《兄弟连》中，E连的战士们在看到温特斯中尉臀部受伤后，也在包扎之前将这种粉末撒了上去。
而在国产佳作《我的团长我的团》中，主角孟凡了为了几包药粉不惜偷钱去买的尴尬场景，同样为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小太爷在黑市购买磺胺，被迷龙发现
这种能让士兵们治伤时第一时间想到的药物叫做「磺胺」，发明于1932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抗菌药。而他的发现者格哈德·多马克是一名细菌学家，是一名曾经的军医，也是一位德国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的惨烈犹如血肉磨坊，看着战地医院里的伤员一个接一个因伤口感染而死，自己却无能为力的多马克，深知人类亟需一种新型药物，来和「细菌」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作战。
只不过，多马克的这一想法还未开始实践，一战便悄然结束了。
尽管战争的结束让无数士兵避免了死于枪林弹雨之下的命运，但多马克决意研发抗菌药物的信念却并未动摇。他不仅重返之前考入的基尔大学继续学习医学，而且为了补上因战争而被迫中断的学业，还放弃了大量的休息时间。
但制造出一种革命性的新药，毕竟是个漫长的过程，多马克在之后的岁月里里针对无数种可能带有杀菌效果的东西进行了实验，但结果不敢说是收获满满，可以说是毫无进展。
直到十二年后的1932年，多马克终于在一种名为“百浪多息”的橘红色染料中发现了其可能存在的杀菌效果。当年的圣诞节，他给两只感染了链球菌已经奄奄一息的小白鼠注射了这种染料，而接受注射后，它们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虽说当年将一种新药用于临床所要经历的步骤远没有现今繁杂，但动物实验成功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开始，只不过对于多马克而言，命运的捉弄使他不得不加速试验的进程。
1933年的一天，多马克的小女儿在玩耍时不小心被针刺破了手，并在第二天红肿了起来，送医院检查发现她的伤口被链球菌感染了，而当时根本就没有能够治疗链球菌感染的药物。看着小女儿的病情一天天加重，最后甚至恶化成了败血症后，多马克决定孤注一掷，为她注射理由还未经过临床检验的百浪多息。
幸运的是，小女儿用了百浪多息后，体温渐渐降至正常，人也清醒了，没多久就恢复了健康。多马克用百浪多息治好了小女儿的链球菌感染，同时也开创了磺胺药研制和治疗感染性疾病的先例。
作为一名德国细菌学家，多马克大可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当时的纳粹政府，让磺胺药变成德军所独有的“秘密武器”，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
1935年，多马克发表了一篇论文，详细介绍了百浪多息的临床效果，这等于是向全世界公布了磺胺的秘密。此文一出，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1935年到1942年间，百浪多息基本上成为了医生们治疗细菌感染的唯一药物，就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小儿子在感染链球菌咽喉炎后都被其治愈过。
因为本身就是染料的缘故，所以用磺胺治疗后会将皮肤染上色，但在战争年代这点“副作用”几乎不值一提
也正因如此，1939年诺贝尔奖公布时，多马克理所应当的获得了这一殊荣。不过由于纳粹政府出台过“德国人不允许接受诺奖”这条法律（因为曾有反纳粹人士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所以多马克还未来得及领奖便被“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秘密警察）控制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才将奖杯捧到手中，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二战爆发后，磺胺药将无数伤兵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无论是盟军还是德军，都会随身携带磺胺粉以备不时之需。只要没被子弹或破片伤及要害部位，那么在伤口部位迅速洒上磺胺粉，大都能捡回一条命。
既然磺胺药能够如此方便高效的治疗感染，那么为什么青霉素的出现还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
这是因为，磺胺类药物有两个不可逆的缺点：耐药性和副作用。
关于这两点，生物学家米尔顿.温赖特在《希特勒与青霉素》一文中便指出：“磺胺类药物通常被证明是有毒的，而且细菌很容易对它们产生耐药性。尽管有这些限制，磺胺类药物仍是有效的抗菌剂，这使得德国人似乎没有最需要用青霉素取代它们。”
除此之外，我还在菲利普.米钦纳少将于1944年所著的《对四年战争的思考》一文中发现了一段有关磺胺副作用的相关段落：“请记住，磺胺类药物远不是治疗所有感染的灵丹妙药，实际上可能是有害甚至危险的，一般规则是，在48小时内体质没有改善或体温下降的情况下，应立即停止使用。”
由此可见，磺胺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诸多严苛限制，根据研究表明：有些伤员会对磺胺产生过敏反应，就算不过敏，磺胺用多了也会导致结石和中毒，而用少了则达不到治疗效果，所以如何把控用量对医生来说是个大难题。
相比之下，青霉素在泛用性和杀菌效果上更胜磺胺一筹，这在《对四年战争的思考》中同样也有提到：“青霉素对某些微生物引起的脓毒症的作用远远超过所有其他防腐剂。它对病人是无毒的，人们可以自信地断言，它未来的使用很可能是广泛的和非常成功的。”
实际上，从1943年青霉素开始大规模被美军所装备的那一刻起，美军和德军之间的差距便拉开了。因为青霉素不仅在很多情况下，都能发挥出比磺胺更好的杀菌效果，而且对于性传播疾病的治疗也有奇效。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西方军队历来都会因性病损失掉大量的战斗力，而有了青霉素，美军士兵感染梅毒后扎一针辉瑞公司生产的青霉素，几天后便能重返战场，而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百浪多息，却无法帮德军解决同样的问题。
除此之外，青霉素疗效的强大同样也给予了美军作战的勇气，许多士兵之所以敢在诺曼底的沙滩上顶着MG42的咆哮声向前猛冲，正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只要不被一枪打死，便能在后方医院被救活。
美军宣传海报，内容为“感谢盘尼西林，它能让你回家！”
更重要的是，美军量产青霉素的方法从始至终都受到严格的保密，而纳粹德国虽然也曾尝试过研究青霉素，但由于前期大量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磺胺上，所以等他们回过神来已经来不及了。
你有的我也有，你没有的我也有，这仗怎么打？
青霉素对于纳粹德国最大的帮助，或许是在1944年7月20日由施陶芬贝格集团实施瓦尔基里行动中。根据1983年《希特勒医生的秘密日记》一书描述，彼时的希特勒被炸弹伤后，其私人医生奥多尔.莫雷尔对他使用了从盟军手中缴获的青霉素，这才恢复健康。
瓦尔基里行动刺杀希特勒的失败，让他捡回一条命
这种靠着从对手手中缴获的方式来获取青霉素，其数量必然多不到哪儿去，况且彼时的纳粹德国早已是强弩之末，不断收缩的战线限制了他们缴获青霉素的机会。至于被青霉素救回一条命的恶魔，其生命也并没有延续太久，不到一年后他便在苏联红军的围攻下，被迫在黑暗阴冷 的地堡中饮弹自尽。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讲，无论是磺胺还是青霉素都是拯救生命的良药，而多马克和弗莱明也都是抱着治病救人的伟大目的去进行研究的。如果硬要说青霉素在二战战局中所起到的作用，平心而论，我认为有着磺胺的存在，它只是让战争的天平往盟军这边倾斜了一些，还不足达到“降维打击”的地步。
万能神药盘尼西林和它的二战——文史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