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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坦克在一战中就已登场，但在此期间，双方的交锋非常零星。真正的坦克王牌出现于二战爆发后，确切地说，是揭开战幕1939年。在这一年，波兰人则驾驶小型坦克迎击德国的装甲矛头。由于数量有限，在一个月的战役中，真正意义上的坦克战始终没有爆发，然而，许多波兰坦克手仍得到了一个闪耀的机会。1939年9月19日、在谢拉库夫（Sierakow）地区，德军第65装甲营驶入坦克手罗曼·奥力克（Roman Orlik）的视野时，他们完全猝不及防。在短短十几分钟内，有22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和燃烧，26名坦克手阵亡和受伤，考虑到奥力克驾驶的是一门只有20毫米机关炮的TKS超轻型坦克，这次伏击几乎成了第65装甲营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如果不是被《战争雷霆》提到，这次战斗将注定被遗忘，尽管如此，从1939年的零星交锋中，坦克战还是露出了它的真实面目。它没有当年骑兵冲锋的豪情，但更多的是老兵们抱怨的"单调和肮脏"：所有战斗围绕着阵地进行，冲向阵地-与反敌人交战-然后守住它。不仅如此，在1939年，德国人依旧固守着战前的信条："要集中使用兵力"——这就给坦克带来了孤军深入的危险。 毫不奇怪，第一顶坦克王牌的桂冠便落在耐心设伏的波兰人之上。同时，这场战役还暴露出德国坦克防护不佳的弱点。在谢拉库夫的战斗中，即使最重型的四号坦克，其钢板也容易被火力穿透，在1940年的法国战役中，这一事实再次得到了证明，在面对法军重型的Char-B坦克时尤其如此。1938年，被法军寄予厚望的Char B坦克在演习中。 虽然故障率相当高，但在技术性能上，Char-B坦克明显更胜一筹：其全重超过了30吨，拥有60毫米的前装甲和大威力的75毫米主炮。在1940年5月14-16日的斯通尼（Stonne）之战中，这一优势被发挥到了极致。 1940年5月14-16日，这座村庄在德法两军之间易手了17次。一位德国军官后来回忆道："斯通尼是凡尔登绞肉机在二战中的翻版。" 5月16日这一天，这名军官几乎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一辆坦克在弹雨中突入了村庄，该车的车长是年轻的上尉皮埃尔·比洛特（Pierre Billotte），但在这辆坦克内，真正吸引车长比洛特的是：13辆德国坦克正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一旁。这是德军第8装甲团的一支纵队，当时正在补充弹药。比洛特后来写道："我们的47毫米副炮立刻将领头的德国坦克打中起火，使后续其余坦克全都被堵在了街道上。为获得更好的攻击视野，我让驾驶员把座车开到了村外的高地，并从200米外逐一射击这些德军坦克。战斗十分激烈，我们后来发现座车全身中弹140多处，但德国人损失尤其惨重。当我指挥坦克回到村内时，又用75毫米主炮摧毁了1门离我们只有10米远的德军反坦克炮。当我们撤退时，村庄内留下了13辆被击毁的坦克，它们就在最初停靠的位置上熊熊燃烧。" 由于这次行动，比洛特成了盟国少数值得一提的"坦克杀手"，但平心而论，整个战斗其实执行得相当混乱，而且只是一次蹩脚进攻中的一部分（当时还有13辆法军坦克参与了进攻，但其要么被击毁，要么因机械故障而无法行动）。耐人寻味的是，德国人反应却相当迟钝，甚至到1941年夏，他们仍然无法正视坦克性能落后的现实。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在东欧平原上，KV-1和T-34才真正敲响了德国人的警钟：作为苏联军事工业的杰作，以1941年的标准来说，其威力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不仅体现在其装备的76.2毫米主炮上，还有完全凌驾德国坦克的防护水平上，部分KV-1的前装甲厚度达到了120毫米。 在一辆捷克制造的轻型坦克中，19岁的奥托·卡利乌斯（Otto Carius，他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坦克王牌）亲身经历了发生在奥利塔（Olita）的坦克战。这是1941年夏爆发的、16次师级以上的装甲战之一，同时也是苏联军队失败的一个典型。投入战斗的是第3机械化军，该军拥有超过600辆坦克，其中包括50辆T-34和15辆KV——但从另一个角度，也从没有哪只部队能像第3机械化军一样表现拙劣：他们排成庞大而紧密的纵队投入战斗，老式的BT和T-26坦克首先中弹起火，幸存的KV和T-34则被引到伏击圈50米内，被高炮、榴弹炮和坦克多重火力联合摧毁。 事实上，1941年的战斗只证明了一个事实：武器的威力与它的操纵者有关。这也是为什么KV和T-34在性能上占尽优势，但在正面较量中，它们总是惨遭败北。作为少数仍有战斗力的部队，苏联第1坦克师始终被部署在列宁格勒地区。虽然宣传机器竭力试图掩饰失败的事实，但624号车的车长——科尔班诺夫仍能从广播中揣测出前线的灾难。1941年，其作为骨干加入了精锐的第1坦克师第1坦克团——当时该师师长巴拉诺夫上校（Baranov）正在寻找一些能驾驭新坦克的资深乘员。
科尔班诺夫熟悉KV坦克的性能，并清楚它传动方面的缺陷。科尔班诺夫的营长约瑟夫·什皮勒（Josef Shpiller）说："他像孩子一样护理这种坦克，也正是因此，他的座车总能在第一时间赶赴前线。" 1941年8月19日，在列宁格勒50公里外的加特契纳郊外，科尔班诺夫接到了一个令他紧张的任务，率领5辆KV在森林中占据阵地，5公里外，一个德国师的先头部队（第11装甲师第65装甲营）正向他逼近。科尔班诺夫故意放过先头车辆：当整个德军纵队的侧面暴露在KV坦克前方时，一排炮弹突然如闪电般飞向了德国人。车队首尾的坦克开始起火燃烧，幸存的坦克则挣扎着开下公路试图还击。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科尔班诺夫的坐车被命中了137次。炮手乌索夫写道："每当中弹时，我们都能听见剧烈的声响，就像是用铁锤敲墙。"但这是没有用的，这些炮弹都无法击穿KV坦克的车体，当激烈的交火结束后，43辆德国坦克的残骸被抛弃在战场上，100多具尸体散落在周围。一次危险的进攻就这样被挫败了，报纸和广播开始宣扬他的事迹。在1941年秋天，无数车组受到感召并效仿了他，其中的佼佼者是迪米特里·拉夫里年科（Dmitry Lavrinenko）和康斯坦丁·萨莫辛（Konstantin Samokhin），他们都来自第1近卫坦克旅。作为该旅的指挥官，米哈伊尔·卡图科夫后来这样写道："这些个人英雄主义行为痛击了希特勒匪徒，并夺回了失去的战场主动权。"
当然，所有突袭都随着风险，但毫无疑问，KV和T-34坦克的装甲很难被击穿，"法西斯分子"于是付出了惨重代价。此外，来势汹汹的德军还要面对另一个对手，那就是俄国严酷的冬天。 1864年，德国军事家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在一本教科书中写道："作战必须考虑季节变化，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但德军真正领悟这一点，却是在胜利唾手可得的莫斯科城下：他们的坦克发动机失灵，润滑油被冻结，而苏军的增援又从四面八方抵达。第4装甲师的赫尔曼·比克斯（Hermann Bix，至少70个战果）写道："在当时，我们只要再前进不到20英里，就能够抵达苏联首都，但由于遭到激烈抵抗，这成了一个注定无法完成的使命。" 事实上，到此时，整个德国军队都步履维艰。12月，无数师、团在莫斯科城下溃败。但对苏联人来说，复仇却让他们付出了代价：无论从莫斯科郊外血流成河的防御战中，还是在冒着严寒拼命追击德军后卫部队的反击中，人们看到的不只有"法西斯分子"狼狈逃窜的景象，还有斯大林浪费生命的决心。 在莫斯科战役中，参战的800辆坦克损失超过了四分之三，因为他们的命令中往往包含了"不惜代价"的字样，前面提到的德米特里·拉夫里年科和康斯坦丁·萨莫辛就因此丧生——对尚未恢复的坦克部队来说，这无疑是又一个灾难。甚至可以确凿地说，在当时，斯大林犯下的是和希特勒一样的错误：他低估了对手，并高估了前线部队的作战能力。
当红色浪潮失去动能时，第一批苏联王牌的时代悄然落幕。耐人寻味的是，在1942-1943年，尽管蒙受了像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惨败，但德军的坦克王牌却不断从失败中涌现。 事实上，"坦克杀手"诞生无外乎三个前提：首先，他们要处在以寡敌众的状态下，这样才能找到足够的目标；其次，他们必须有从战场幸存的运气和技能；最后，他们必须拥有一种强大的坦克，即使无法做到这一点，也要拥有一门性能优良的主炮。对德军来说，1942到1943年间，这三种因素完全具备了，他们迎来了虎式和豹式，这些坦克彻底颠覆了T-34和KV对战场的支配。1943年初的战斗中，仅第503重装甲营就击毁了100辆苏军坦克，期间一辆虎式被50多发炮弹击中，但没有一处被击穿。到1943年底，许多成功的车长已经积累到了50个战果：29岁的党卫军少尉米歇尔·魏特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44年1月，德军新闻公报中提到："党卫军少尉、虎式坦克指挥官魏特曼已经击毁66辆苏联坦克。"这些战绩中有30个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另外约30个来自1944年初的日托米尔之战——他为此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战斗都发生在典型的俄国平原地区：虎式的88毫米主炮初速极快、弹道低伸，因此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
在这些战斗中，魏特曼所在的重装甲连就像"救火队员"在热点地区来回奔波，1944年盟军在诺曼登陆后，他们和虎式也在第一时间赶到。对魏特曼来说，1944年的西欧战役带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战斗体验。在当地，树篱将田野划分成了许多彼此孤立的区域，从而为埋伏和突袭战创造了机会。 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6月13日：在这个星期二上午，英军第7装甲师的先锋冲入了维莱博卡日——一个位于卡昂（Caen）西南28公里的十字路口，由于当地处在德军的交通线上，因此在当时便拥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在村庄附近200米外的一座高地上，魏特曼注意到了这些不速之客。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他突然对英军发动袭击。当天下午，又有一批坦克前来增援，他们共同在村内制造了一场浩劫。在这次一波三折的坦克战中，英军共有56辆坦克和装甲车被击毁，德军则损失了7辆虎式，尽管结果颇具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次突袭打消了英军提早结束诺曼底战役的机会。 魏特曼并没有时间享受他的桂冠，7月到8月，他随部队投入了卡昂以东的阵地战。8月8日，他在一场伏击中阵亡，而这位超级王牌的死亡又只是战局的缩影：在德军中，虽然老兵依旧充当着骨干，但在日复一日的拉锯战中，他们的结局只可能是作为炮灰被消耗殆尽。 1944年，除魏特曼之外，在诺曼底阵亡和重伤的坦克王牌包括：赫尔穆特·文多夫（84个战果，1944年7月阵亡）巴尔塔扎·沃尔（魏特曼的战友，1944年8月重伤）汉斯·芬德萨克（第503重装甲营，1944年7月阵亡）等十余人，这对德军无疑是灾难性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