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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营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程，是继承中的发展，改革中的扬弃，也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一百七十多年中国近代史、九十多年革命建设史都有一个连贯的历史逻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在不断变革中孕育着新生。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老百姓的语言具有很深刻的内涵。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俗语是一个地方或民族自然、人文环境的产物，是人们社会生活实践集大成的智慧结晶。反过来，人们又可以通过解读俗语来获得一个地方或民族一定历史阶段的诸多信息，进而学习吸收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中华民族文明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民从生产实践、生活实践和阶级斗争中，经过千锤百炼，凝炼出许多俗语。有不少俗语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用智慧的乳汁灌溉滋养，经过无数次实践的验证，的确反映了一定的真理，而且简明通俗，音韵铿锵，琅琅上口，是一项很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至今仍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有人自由散漫不守规矩，批评者就会说“我不管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只要不遵守制度规定，就不行”；在追究责任时，有的人会说“你说你没干这事，我为啥非得来问你，而不找人家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有点原因吧”如此等等，这个俗语人们耳熟能详，这是人们常挂嘴边的话。其中所蕴含的治国理政思想精髓，更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汲取，体现出担当精神，公平正义。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古代中国人也并不是人人都有名有字有号的。除姓之外，正式的大名及字和号一般也都是中上阶层人士才具有的。穷人家的孩子一般读不起书不识字，大都是不曾取正式的姓名，成年后也没有取字，更无号。那么他们的称呼怎么办呢？清代学者俞樾在其所著的《春在堂随笔》卷五中说，宋元以来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的称呼，通常是以其在家中的行辈排列所称，如张三李四王五之称谓。另外，也有以他们出生时父母亲的年龄合算一个数目字来作为名的叫法。如：父亲年龄24岁，母亲年龄22岁，合计46岁，生了一个儿子，即得名四六。例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出生穷苦，并沒有正式的名字，就叫重八，他的二哥叫重六，三哥重七。
“张三李四”是一个汉语成语，意思是假设的名字，泛指某人或某些人。尽管传说中对于“张三李四”的出处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一特定的人名，找不到对应的原型人物。余光中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张三李四”的成因时曾说：平平仄仄，琅琅上口。一般认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最早说的是杭州的四姓18家。杭州先后曾作为五代吴越国和南宋都城，一度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繁荣、人口来自四面八方，盛极一时。后来历经战乱和社会变迁，人口流动频繁。相传，只有留下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18家才是真正的杭州人。而“张三李四”真正用于泛指某人的用法在文学作品中最早见于宋朝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诗句，如“张三裤窄，李四帽檐长”和“莫嫌张三恶，莫爱李四好”等。宋朝杭州灵隐寺和尚释普济在《五灯会元》中也写道：“问：‘如何是佛？’师曰：‘张三李四。’”可见，宋朝时候“张三李四”就已经用来泛指某人或某些人，而且这种用法沿用至今，有时也指身份平常的普通民众、大多数老百姓，泛指大多数人民群众。“张三李四”用处甚广，大约还与姓氏有关。张姓、李姓都是大姓，人口多，遍布全国各地，比其他姓氏更具有代表性。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王、李、张三姓在全国人口总数所占比例排在前三位。以王姓为最，其次是李姓、张姓。
至于“王二麻子”的由来，则出自汉语成语，上句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下句是“隔壁王二不曾偷”。其中的“王二麻子”就是由“王二”引申而来的，而这个“麻子”，并非指王二脸上长过天花，而是说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是一个不光彩的形象。
古时候的传说记载，有个很穷的人，他家的全部银子都装在自己的腰包里。有一回，他意外地得到三百两银子。惊喜之余又添了几分忧愁，不知该把银子放在哪儿合适。要是放在家里，家徒四壁，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要是放在别人家那里，万一对方耍赖，谁会相信他这个穷光蛋有这么多银子？要是整天带在身上，别说不方便，万一被人发现，轻则被偷被抢，重则性命难保。“我的青天呀，我有钱了，怎么还是不得安生呢！”这个人暗暗叫苦，紧张与焦虑令其难以入眠。就在这时，门外大树上传来一声“呀”的鸟叫声，这个人的心差点被吓得跳出来。他稍稍安定后，终于有了主意。他趁着夜色，扛着铁锹，拿着写有“此地无银三百两”告示的木棍，来到大路口，一锹一锹地挖了一个坑，然后将藏在腰间的三百两银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再用土填埋压实，最后把带告示的木棍楔入埋银子的地方，高高兴兴地回家睡觉了。第二天早晨，喜欢溜弯的邻居王二路过此处，见此情景，先是纳闷，随即笑了起来。他急忙跑回家，拿来铁锹，三下五除二，就挖到了银子。他把银子拎回家，心里不免阵阵紧张。他想：我偷挖了张三这么多银子，人家必定要告官。官府来人查办，万一怀疑到我怎么办？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计上心来：拿起笔墨，奔向大路口，在木棍的另一侧认真写上：“隔壁王二不曾偷”！然后他又把木棍小心地插回原处，他放心地回家了。至于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已无从考证了，但将王二视为少数麻烦制造者的典型，倒是很贴切的。因此，也有人把“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解读为：大多数人民群众和少数坏人。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唐·吴兢《贞观政要》）。公正公平是人们对社会、对时代精神诉求的永恒主题。俗语“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所贯穿的思维逻辑和处事方法，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其中富有时代意义的治理思想精髓，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阐发，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当代价值，从而丰富我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和治国理政智慧，这对于加强公民素质修养和官员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大有裨益的。
新时代，它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在于，一事当前，无论是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还是身居基层的平民百姓，无论是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还是极少数的个别刺头，都必须恪守法纪，坚守公平正义，坚持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做到不畏权贵，不惧邪恶，不分轩轾，不循私情，不搞特殊化。
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必须要忠诚爱国。爱国，是人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最神圣、最执着、最炽烈的朴素情感，更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只要给它一个理由，就能唤发出民族的热情，激发成民族的意志，凝聚为民族的力量，势不可挡！但是，国家有国家的大局，民族有民族的根本利益，公民有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爱国从来都是理性和具体的。我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有“激于义”的忠诚、热烈与坚毅，也需要“止于理”的胆魄、智慧与远见，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从而使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进国家利益、造福人民生活的精神资源和强大动力。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变革日益加深，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家和民族利益经常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当前，中美关系已经无法再回到贸易摩擦之前的面貌，这是我们需要正视与接受的现实。“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改变，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令其作为霸权国家深感不安的临界点，必然要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进行干扰破坏。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方一直保持着有礼有节有力，然而美方不仅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肆无忌惮地频繁挑衅，往中国人心窝子里捅刀子，还在贸易谈判中出尔反尔，再三毁约，不停地升级摩擦。就在刘鹤副总理赴美进行第十一轮中美贸易高级别磋商的时候，特朗普再一次故技重施，摆下“鸿门宴”，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至25%，公然进行贸易讹诈，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情况。美国企图逼迫中国签下不平等协议进而控制中国经济，企图长期控制、勒索中国的目的已昭然若揭。对于美国玩弄的“极限施压”手段，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很冷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主动升级中美冲突，不被美方的极端力量诱导朝冷战的方向走。美国的“鸿门宴”，吓唬不住中国人民。即使其来势汹汹、气焰嚣张，我们也应沉着应对、成竹在胸，坚守原则决不退缩。我们要意志坚定，愿谈则谈，要打便打，就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用合作与斗争的两手逐渐推动中美关系形成新的稳定。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有足够的底气与美国斗争，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带来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空间，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中国要依靠自身强大而非美国的善意。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自信，谁要阻止中国的发展壮大，就是螳臂挡车，也终将付出惨痛代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迫切要求我们以更加务实、理性、从容、大度和建设的心态，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感，实践个人的爱国行动，防止偏激，避免对抗，寻求合作，踏踏实实地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维护安定局面，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这是我们一切爱国行动的前提。我们坚决反对霸凌主义行为，也有权表达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和意见。但必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抗议不是动手动脚，表达也不是简单的发泄不满。超越法律界限的爱国，只能是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很可能走向我们爱国初衷的反面。
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必须有利于“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既是根本政治任务，也是根本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根本上讲，“两个维护”传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原则，经验于党的发展壮大。早在1872年10月，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权威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极端重要性。回顾中国共产党历史，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业国运就衰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风险与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归其根本就是因为有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有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里需要特别重申的是，党的核心只有一个，决不允许层层有核心。总书记在讲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问题时，特别强调指出这个逻辑不能层层传下去、层层提权威。我们不难想象，如果各级都可以自称“核心”，搞自以为是，各自为政，政出多门，不听招呼，必然会削弱党中央的领导和权威，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必有百害而无一利。为此，总书记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两个维护”作为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予以明确；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进一步提出落实“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任务；不久前，《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正式印发，要求全党同志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的结合上深刻认识、强化认同，不断增强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必须致力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指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潜能、社会关系、自由个性、人的需要等方面内容的全面发展，其中的核心内容应该是素质或者能力、才能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方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最高理想。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们几千年孜孜以求得出的共同结论。古希腊哲人们提出的“至善的完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倡导的“圣贤”，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推崇的人格化的神“上帝耶稣基督”，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推崇的多才多艺“全才式的人”，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自由的人”，等等，都是对“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人类社会远大而崇高理想的理论追源与求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创建了科学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他们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理想。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在我国的社会中，人民群众不是空洞而抽象的存在，而是有血有肉有自由灵魂的鲜活个体。人民群众吃穿住行、生老病死等基本生活要素都是小事，也更是大事，“政治”“主义”的思想与行动也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至于“人民群众”成为抽象的存在所导致的政治效果，更是非常显著的。改革开放40多年的根本性变化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个体的人，人民群众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了，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站立起来的人了。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总书记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庄严承诺，既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体现，也突出反映了人民在总书记心中的位置。他说：“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总书记情真意切的话语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温暖和打动了亿万人的心，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执政为民的一面鲜明旗帜。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命题的丰富内涵作了深入的阐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为基础，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也揭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首先，要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其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再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最后，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态环境，让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必须立足于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这是总书记反复提及的庄严承诺。2018年2月11日，总书记在深入四川省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考察时表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在内蒙古考察时，他强调过，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他指出，众志成城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决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在江西考察时他曾说过，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他再次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为了兑现这个誓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任书，19.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77.5万名干部帮扶，不拔穷根绝不撤退。为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出台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等扶贫开发规划，开展了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着力保障基本民生。2015年11月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要性文件。总书记亲自指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役。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随着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的贯彻落实，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如同“改革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脱贫攻坚也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剩下的都是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地区，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坚决打赢这场硬仗，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有资料显示，仅在2018年，通过深入推进精准脱贫，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共产党人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美好未来就一定能实现。
不管“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都必须笃守于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桩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义所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无论是谁都不能凌驾于法纪之上，不能搞封建的“刑不上大夫”那一套。对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的纪律是本分，遵守国家法律是义务。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任何党的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党纪国法的特权，都必须维护党纪国法权威，都必须在党纪国法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总书记反复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坚决查处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决不姑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全军强力推进正风肃纪，集中开展专题教育整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全线布局、纵深突破，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一大批腐败分子陆续落网。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社会反响之强烈，令人鼓舞。事实再次表明，法纪是把剑，谁碰谁难看。不论什么人，不论职位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将受到严肃惩处。当然，人们也都注意到，就在中央坚决打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人无所畏惧，不收敛、不收手，在贪腐的道路上铤而走险、变本加厉、顶风作案。这表明，要想取得反腐败斗争的绝对性胜利，必须突出重点，狠刹苗头，决不手软，形成强大震慑力量。要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决不让一人漏网。必须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的制度机制，彻底堵塞制度上的漏洞。现在之所以还有些人还敢顶风而上，是因为制度存在缺陷，个人私利至上，这需要反腐制度的完善，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大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真正从源头上遏制腐败，从根本上进行治理，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同时，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指挥，扎实有效地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打掉保护伞，不断巩固和扩大战果，还人民群众一片晴朗的天空。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文化营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程，是继承中的发展，改革中的扬弃，也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一百七十多年中国近代史、九十多年革命建设史都有一个连贯的历史逻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在不断变革中孕育着新生。同样，未来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探索，也应是这个历史逻辑的发展和延续。